作者简介
阙明坤，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蒲雨恒，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框架下，研究型大学的智库建设已超越了传统的咨政启民功能，演变为深度嵌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战略资源，成为联结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枢纽。将研究型大学智库打造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阵地，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创新举措。目前，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尚面临深层次困境：价值定位偏差与育人逻辑的悬置，复合型导师匮乏与知识结构的分化、断裂，制度供给滞后与多重激励的缺失，数智时代的技术冲击与能力转型挑战，成果质量与传播效能的制约。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背景下，研究型大学智库需要探索“智库 + 思政”“智库 + 教学”“智库 + 学科”“智库 + 科研”“智库 + 实践”五维协同的育人模式，从组织、评价、资源和文化四个方面，健全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研究型大学；智库；智库育人； 学科交叉；人才培养
引用格式：阙明坤，蒲雨恒.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视域下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模式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2026（5）:89-101.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作为“十五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即教育通过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为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提供基础支撑，科技发展通过需求牵引和技术变革为教育改革指明方向，人才作为核心载体驱动科技创新突破并为教育发展注入动力，三者最终共同指向建设创新型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筹推进不是单一要素或子系统内部的单向互动，而是强调系统运行、协同创新[1]，这也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为“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深厚的家国情怀、卓越的原始创新能力、跨学科的系统集成与成果转化韧性等，需从“真问题”中锻造自身的“真本领”[2]。研究型大学智库不仅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思想库”，更应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育人场”，而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是高校智库竞争力建设的最终落脚点[3]。长期以来，高校智库的咨政功能备受关注，其育人功能却未得到充分重视。高校智库天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者、传播者和践行者，特别适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4]。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发挥研究型大学的“领头雁”作用，创新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模式，实现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视域下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的多重逻辑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社会空间由多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构成，不同“场域”之间存在交叠、互动和相互转化[5]。而教育场域、科技场域与智库场域的交叠地带，恰恰是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的“结构化耦合点”，研究型大学智库正是这一耦合点的制度性载体。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研究型大学推进智库育人，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延续，也是国家战略的明确要求，更是高校自身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理解这一多重逻辑，有助于深刻认识智库育人的价值意蕴。
（一）历史逻辑：从“经世致用”到“智库育人”的文化传承
“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必须由之出发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我们既没有历史的深度，也没有现实的广度。”[6] 纵观历史沿革，中国高校智库育人正是从经世济民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它既不是对西方智库模式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权宜之策，而是“经世致用”精神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也是“知行合一”理念在高等教育中的生动实践。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从先秦诸子百家奔走列国、以学说匡时济世的“入世”精神，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情怀，再到明清之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一代代知识分子在治学与践行的交融中，始终贯穿着“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传统理念。这些绵延千年的思想为我国高校智库育人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也决定了中国智库的成长路径不同于西方智库的“独立”与“超然”，不是书斋中的清谈，而是更强调在服务家国中成就人才。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中国高校逐渐承担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多重职能。20 世纪初，北京大学以《新青年》为阵地，学者们深度参与社会改造与思想启蒙；南开大学成立经济研究所，开创了立足中国实际的经济调查与政策研究；一批早期高校学者深入乡村和工厂开展实地调研，为当时的地方治理和工商发展提供咨询。这些早期探索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智库育人理念，但已经蕴含着“在服务社会中培养人才”的朴素思想。改革开放后，高校智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一批依托高校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等，它们逐步成长为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支撑力量。这一时期，高校智库在产出政策成果的同时，也愈发意识到自身作为人才培养“孵化器”的独特价值。进入新时代，高校智库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其育人功能从“自然附带”走向“自觉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曾明确提出：“高校智库建设要出思想、出人才，还要育人。”[7] 这一论断将智库育人与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机统一起来。
（二）政策逻辑：国家战略牵引下的智库育人使命
从政策演进的逻辑来看，党和国家对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功能的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4 年，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明确提出“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推动高校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强调应发挥人才的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推动高校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要求，为智库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育才思想为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提供了根本遵循：智库建设必须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在育人中实现“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8]。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政策逻辑在战略层面获得了更为系统的制度安排。2018 年，科技部与教育部建立科教协同工作机制，签署《科教协同工作协议》，明确提出“重视发挥高校智库的咨询作用”，并将“支持引导高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协同重点，从科教融合的维度强化了智库育人的制度保障。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科技战略咨询”，将智库功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一政策导向深刻影响了高校智库的发展方向：智库不再仅仅是咨政建言的平台，更应成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实践场域。《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进一步强调“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智库育人提供了更明确的政策指引。此外，中国科学院成立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将“学术为基、文理交叉、理实融通、咨政为本”确立为办院方针，以学科化路径推动智库育人功能的制度化与专业化；中国工程院则依托教育委员会，充分发挥工程教育领域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加强工程教育的学术研究、宣传和科普工作。
综观政策演进的内在脉络，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主线：从功能定位到制度安排，从机构建设到学科发展，国家层面持续强化对高校智库育人功能的重视。智库育人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抓手。
（三）实践逻辑：高校智库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从实践层面看，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功能的发挥既是服务国家创新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外部要求，同时也是智库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一方面，智库研究需要高素质人才支撑。智库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实践导向性和决策针对性，要求研究人员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精深的调研能力和精炼的表达技巧。传统学术培养模式以学科知识传授和学术论文写作为主线，难以完全满足智库研究对复合型能力的需求，这就要求学校将专业人才置于真实的决策咨询场景中进行培养。另一方面，智库平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独特资源。研究型大学智库具有“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独特优势：向上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直面意识形态的严峻考验；向下深入基层实践一线，覆盖广泛的校内外主体[4]。这种组织定位使其能够打破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知识及感悟流动的单向性，尊重师生双方的主体地位，成为培养学生国情认知、政策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上佳平台。
从国际视角审视，欧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智库育人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将基础研究与战略研究相结合，在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中培养政策人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强调战略导向的人才培养，形成了与决策层面密切互动的育人机制；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则强调专业化的问题研究，在专业领域有着关键性的政策影响[9]。近年来，国内一批研究型大学也在智库育人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例如浙江大学打造“启真问策”智库育人平台，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创建“智库学术助理”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开展“智库育人”系列论坛、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启动“智库+”高水平社科人才培养矩阵……国内外研究型大学的实践探索表明，将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视域下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的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国内一批研究型大学围绕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展开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这些实践初步显现出从“自发探索”向“自觉建构”转型的态势，为智库育人模式的系统构建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的现状
其一，依托智库平台设置研究生培养项目。在人才培养的组织载体层面，部分高校尝试突破传统院系的学科壁垒，将智库平台直接嵌入研究生培养体系。这种“智库+ 学科”的复合型组织形态，实质上是知识生产模式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型的具体表征，以学术资源精准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当下需求[10]。浙江大学“启真问策” 智库育人平台通过贯通“学业 - 专业 - 就业”三个环节，充分发挥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的平台优势，将北京的政策研究资源与该校的优质科教资源进行空间重构与价值重组，实现了智库育人、课程育人、科研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耦合。与之相类似，浙江财经大学“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博士项目则以“师生共研的智库有组织科研”为机制内核，依托智库咨政功能驱动协同培养，借助跨学科团队推动交叉培养，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决策咨询过程打造为研究生学术成长的真实情境，从而形成“国家战略牵引的智库驱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其二，通过智库项目吸纳学生深度参与。在学生参与机制方面，通过智库项目吸纳研究生深度介入政策研究全过程，正成为越来越多研究型大学的自觉选择。这种“项目制学习”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政策分析的技术工具，更在深层意义上实现了其学术研究与政策素养的双重锻炼。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设立的“智库学术助理”项目，通过有组织地吸纳研究生参与智库的研究、运营与管理，构建起年龄与学科分布合理的学者后备队伍；中国人民大学将智库建设纳入学校战略规划，依托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打造“智库育人”系列论坛，搭建学术研究与公共治理实践相互对话的跨界场域；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则以提升学生“学、思、建、守、悟”五项能力的整合为目标，进一步提出“智库+” 高水平社科人才培养矩阵，在咨政建言与乡村建设等真实议题中锻造学生的综合素养。美国曾通过“政界-学界”人才灵活流动的“旋转门”机制使得高校智库成为政策人才的摇篮[11]。近年来我国研究型大学打造的智库育人平台亦可被视为“旋转门”的雏形，即虽不同于欧美成熟模式，但在本土情境中已初步显现出人才培养与知识转化的独特功能。
其三，将智库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从知识传递与生产的维度审视，将智库研究的成果与方法论体系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构成了当前智库实践的又一重要路径。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回流”，即将面向决策的前沿研究成果，逆向注入学术课程体系，从而弥合智库知识生产与高校知识传播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之一是“学研式知识创新”，即以现实关照驱动理论创新，依托深厚学术积淀生产政策思想[10]。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专门开设智库研究课程，邀请资深专家进行选题与写作专题培训，旨在帮助学生快速习得智库研究的基本规范与核心技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自2017年起着力培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全国经济学与管理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识别并汇聚具备跨学科潜质的青年学子，形成以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为核心，兼顾线性代数、战略管理学等学科内容的复合型课程体系，并通过实习推荐、海外交流等渠道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12]。这种“学科交叉+ 课程重构+ 实践延伸”的组合策略，体现了人才培养范式从“单科深耕”向“跨域整合”的转型。
其四，通过智库平台培养顶天立地的人才。部分研究型大学把智库打造为“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平台。从制度逻辑的视角分析，其实质是试图破解知识生产与政策应用、学术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一些研究型大学的国家高端智库提出“站在天安门城楼想问题，立在田野地头写文章”的育人理念，通过组织学生参与重大课题研究，使其学习从国家战略高度把握研究方向，在基层实践中发现真问题，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锤炼政策分析能力。这些智库强调“顶天立地”的研究取向，既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也扎根于真实的世界，在实践中锻炼、发现和集聚智库人才，最大程度激发人才的责任感、创造力和洞察力。这种“顶天”与“立地”的统一，正是研究型大学智库区别于一般政策研究机构或纯粹学术院系的本质特征。
总而言之，研究型大学智库逐渐重视发挥育人功能，从自发探索走向自觉建构，从零星尝试走向系统推进，奋力打造决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二）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面临的挑战
当前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实践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对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求，仍面临诸多深层挑战，如受制于学科建设关注度不足、研究成果与社会需要脱节、数量泛化与质量下降、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两张皮”、智库团队管理不善等[13, 14]。诸多挑战揭示了当前智库育人存在的结构性张力与制度性梗阻。
其一，价值定位偏差与育人逻辑的悬置困境。长期以来，研究型大学智库的功能定位偏重于咨政建言，其育人功能未能得到充分重视，“求是与致用的张力”是贯穿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发展的核心矛盾[15]。这种价值定位的偏差导致高校难以将智库育人纳入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缺乏系统性规划和持续投入。一方面，部分高校智库研究主要以间接性的文件资料为主要选题来源，缺乏直接性的访谈和体验渠道，对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强国建设“真”问题深入调研不够，智库建设依然以科研兴趣、项目申请和论文发表等学术思维为导向，导致研究选题不够“接地气”。另一方面，智库资源主要面向专职研究人员开放，学生参与层次较浅，多限于资料收集和数据处理等辅助性工作，缺乏独立开展研究和撰写政策报告的锻炼机会[16]。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困境的实质是“学术场域”与“政策场域”之间缺乏有效“转译”机制：学术场域以理论建构和知识生产为旨趣，政策场域以问题解决和行动方案为导向，二者之间缺少能够实现知识转化的制度通道。
其二，复合型导师匮乏与知识结构的分化、断裂。智库研究本质上是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动，它要求研究者兼具学术深度、政策敏锐度和实践洞察力，这对高校教师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高校教师队伍中既懂学术研究又懂政策咨询的复合型人才相对稀缺；多数教师长期深耕单一学科领域，跨学科知识储备不足，且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中涉及交叉学科的占比少，文科类背景的占比高，专业领域分布失衡。这种“跨学科需求”与“单学科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配，直接制约了导师队伍指导学生参与智库研究的深度。与此同时，高校智库资源区域和城乡分布不均衡[17]；相同地区的高校之间也存在建设独立化、缺乏合作精神和协同意识的问题[18]，导致智库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困难，育人功能的发挥远未达到预期。有学者建议创新校内、校企等人才联合聘用机制，根据智库育人方向为学生配备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校内导师和业界导师，畅通人才跨界流动通道以破解导师能力瓶颈[19]。然而，这一设想在实践层面的落地仍然面临诸多操作障碍。
其三，制度供给滞后与多重激励的缺失。制度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任何组织形态的创新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激励与约束。然而，当前多数高校尚未将智库育人纳入人才培养的制度化轨道，智库参与育人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一方面，智库与教学系统相对割裂，学生参与智库研究往往作为“第二课堂”活动，难以纳入学分体系或培养方案。另一方面，教师的激励机制缺失，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智库研究的投入难以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中得到充分体现；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等智库成果在学术评价中权重较低，导致教师投入智库育人的积极性不足。这种激励机制的缺失源于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制度惯性：长期以来，学术发表是衡量教师学术贡献的核心标准，而智库成果——无论是咨政报告还是人才培养成效——尚未被充分纳入这一评价体系。此外，部分智库育人项目缺乏稳定的经费支持，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制度供给的不足使智库育人更多依赖个别教师的自觉和特定项目的临时支持，难以形成可持续和可复制的制度模式。
其四，数智时代的技术冲击与能力转型挑战。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基本范式正经历深刻变革。构建既能充分发挥技术潜能又能有效防控风险的新型治理体系，已成为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20]。具体而言，技术带来的挑战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伦理教育滞后。年轻研究人员虽能熟练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提升智库写作效率，但政策敏感性、社会经验和综合知识素养不足，加之AIGC 存在内容不可控、事实性偏差累积和认知误导等风险，严重削弱智库研究的可信度与决策参考价值。其二是数据能力不足。从数据采集、清洗到分析，学生在大数据驱动的智库研究方法方面普遍缺乏系统训练；同时，若教师能力迭代的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在应对教学理念与形态的范式转型时就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指导学生应对这一变革。其三是跨学科知识储备难以适应复合型需求。数字时代的智库议题往往涉及技术、经济、社会、法律等多个领域的交叉，而传统学科分割的培养模式难以培养出能够驾驭这种复杂性的复合型人才。
其五，成果质量与传播效能的制约。智库育人的最终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成果的质量及其社会影响力。然而，当前研究型大学智库在成果产出与传播层面面临诸多制约。研究显示，高校智库竞争力建设存在共性问题：一是智库引领作用欠缺，成果呈现“表象化、具体化、碎片化”特征，缺乏源发性、引领性观点；二是发布渠道单一，以学术会议、研讨会、纸质内参为主，全媒体矩阵建设不足，成果数字化转化与应用的生态系统尚未完全建立，难以实现与公众的直接对话[21]；三是研究领域高度趋同，多集中于国际关系与教育政策，而消费、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领域智库稀少。同质化竞争既导致智库资源配置低效，也使得育人平台难以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人才培养路径[3]。上述现象折射出的是高校智库在“学术合法性”与“政策相关性”之间的定位漂移，即当智库追求学术发表等传统学术指标时，其成果往往表现出“学术化表达”与“政策化需求”的错位；而当智库过度迎合决策需求时，又可能出现“预设结论、迎合偏好”的倾向。这种两难困境构成了智库育人质量提升的深层阻力。
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视域下研究型大学“智库+ 育人”的五种模式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框架下，研究型大学的智库建设已经超越传统的咨政启民功能，演变为深度嵌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战略资源。如何将智库的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成为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22]5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五种相互关联、互为支撑的智库育人模式，即“智库+ 思政”“智库+教学”“智库+ 学科”“智库+ 科研”与“智库+ 实践”。这五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遵循“价值塑造 - 知识传授 - 能力培养 - 素质提升”的育人逻辑，形成从思想引领到行动实践的完整闭环。
（一）“智库+ 思政”育人模式：将智库平台作为思政阵地
“智库+ 思政”模式的核心是将智库平台打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让学生在参与真实、重大的政策研究过程中，完成政治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增强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2]138。智库因其服务国家战略的本质属性，成为落实这一目标的理想场域。
其一，智库研究的议题设置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引领功能。高校智库“天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者、传播者和践行者”[4]。智库研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其选题本身即是对“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回答。学生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分析“中国问题”、探寻“中国方案”，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与制度优势。这种“在研究中学习、在服务中认同”的价值观教育，远比课堂上的理论灌输更能触及灵魂[23]。
其二，智库实践是涵养家国情怀、强化时代责任感的有效途径。智库因其“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核心宗旨，选题往往涉及国家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24]。学生在参与调研时，能够“跳出”书本理论，在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感知国家发展的脉搏。例如，浙江大学“启真问策”智库育人平台组织学生深度参与国家重大课题。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国情教育，促使学生将个人学术理想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联结，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价值跃升，响应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号召。
其三，智库平台还是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力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力”[22]163。将智库项目作为学生党建的载体，通过党建引领激发智库育人活力，组织学生党员在“急难险重”的攻关任务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能使党性锤炼具象化和实践化。这超越了传统的理论学习，让学生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线“战场”上砥砺意志、锤炼品格，实现组织育人与科研育人的有机统一。
（二）“智库+ 教学”育人模式：将智库成果转为教育资源
“智库+ 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打破智库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的“高墙”，将智库产生的前沿成果、真实案例和研究方法融入课堂教学，实现科研反哺教学和智库赋能课堂。这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要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22]129 的殷切期望，也是解决当前研究型大学教学中“理论与现实脱节”问题的有效路径。
其一，开发智库特色课程是对传统教学的重要补充。传统教学多基于成熟、稳定的学科知识，而智库研究直面变动的社会现实。依托智库平台的研究积累，可以开设决策咨询、政策分析等特色课程，将“活的知识”引入课堂。研究型大学智库将智库咨询与国情调研导入课程设置，邀请资深专家开展专题培训，内容涵盖政策研究的选题策略、调研方法、报告撰写、成果转化等全流程知识，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智库研究的方法论。智库赋能课堂能帮助学生掌握调查研究的完整方法论，培养学生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决策的“实践智慧”。
其二，建设智库案例库是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的典型实践。智库积累的大量调研报告和政策分析成果，是经过提炼和验证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案例可以涵盖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既包括成功经验，也包括失败教训。案例库建设应注重真实性、复杂性和典型性，让学生在模拟的政策场景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分析判断。这种教学方式，本质上是在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要求，能够提升学生对政策制定复杂性的理解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三，推行“课程+ 项目”模式是对传统课程组织形式的革新。将真实的智库研究项目嵌入课程，意味着学生在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需要与团队成员协作、与委托方沟通、在实践中试错。这些能全面锻炼其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抗压能力。上海部分高校已通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迪士尼、奥特莱斯等集团公司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将“人才培养、教师培训、实训基地建设、课程编写”融为一体[18]。这种将前沿、国际化、产业一线的资源引入教学的做法，体现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实现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知行合一。
（三）“智库+ 学科”育人模式：以智库建设带动学科交叉
“智库+ 学科”模式的核心是发挥智库的跨学科平台优势，打破学科壁垒，以此作为推动交叉学科发展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催化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22]63，智库正是实现这一要求的理想载体。
其一，智库是催生新兴交叉学科的“天然孵化器”。重大现实问题往往是跨学科问题，学科边界不清晰，这决定了智库研究必须超越单一学科的视域。当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医学等多学科力量围绕一个具体政策议题（如能源安全、数字经济、公共卫生）进行协同攻关时，新的知识增长点和学科交叉领域便应运而生。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打破了传统“学科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提供了新的生长路径。
其二，组建跨学科导师团队是对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的超越。在单一学科背景下，学生的学术视野容易受限。智库项目的跨学科属性，要求不同背景的导师联合指导学生。这种“导师组”制不仅能从多个维度为学生提供知识和方法指导，更能通过不同学科思维范式的碰撞与交流，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在导师组的联合指导下走出“学术舒适区”，其综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将得到质的飞跃，这正是对时代呼唤的复合型人才的有力回应。
其三，开设跨学科研究方法课程，重塑学生的认知结构。面对复杂的社会系统，单一的研究方法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智库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实验经济学、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前沿方法。智库通过开设系统的跨学科方法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构建一个整合不同方法论、从多维度解构问题的“认知工具箱”。这有助于学生形成一种“T 字型”知识结构，即在保障专业领域精深的同时，具备广阔的知识领域，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四）“智库+ 科研”育人模式：以科研实践培养创新思维
“智库+ 科研”模式的核心是将学生纳入智库的“有组织科研”体系，让学生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平台、大项目中，开展真刀真枪的科研训练，从而系统性地提升其原始创新能力。
其一，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区别于“小作坊”式的自由探索，智库的有组织科研更强调目标导向和团队协作。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通过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指导研究生深度参与国家级重点项目，解析战略需求并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大项目”驱动的培养模式，能让学生在解决“真问题”的过程中快速掌握规范的科研方法，积累宝贵的调研经验。学生不再是学术研究的“旁观者”，而是国家科技创新前沿阵地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极大地提升了其学术抱负和创新能力。
其二，构建“师生共研”机制，形成师生学术共同体。在智库研究中，教师与学生围绕共同的研究目标，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共研”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指导- 被指导”关系，形成了一种平等、协作的伙伴关系。通过智库育人平台鼓励学生和导师共同参与重大课题调研全过程，学生在与教师共同攻关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显性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了教师的学术品格、治学精神和家国情怀。这种“师生共研”模式实现了从“经师”到“人师”的育人效果。
其三，建立学生成果转化支持机制，激发学生的科研志趣。鼓励并支持学生独立开展政策研究，并将其成果通过适当渠道向上报送，是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最高认可。这一机制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不仅打通了学生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只要研究做得好，即使作为学生，也能为治国理政贡献智慧。这种成就感与价值感，是激发学生持续投身科研创新的最强大的内在动力，其远比物质奖励更为持久和有效。
（五）“智库+ 实践”育人模式：在服务国家战略中锤炼人才
“智库+ 实践”模式旨在让学生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中，完成从理论认知到价值认同的飞跃。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社会是大课堂，生活是教科书”[22]24 和“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22]154 等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
其一，组织学生参与重大调研，践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智库研究强调以事实为基础，调研是获取一手资料的根本途径。学生在田野调研中，不仅学会了问卷、访谈等具体方法，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与不同社会群体打交道，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脚底板下出学问”的亲身体验，是任何课堂都无法提供的。它能有效克服学生“纸上谈兵”的倾向，培养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其二，依托智库合作网络搭建学生实践基地，实现知识教育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作为智库实践基地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或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学生在调研中亲眼目睹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亲耳聆听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亲身体验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这种沉浸式体验远比书本上的论述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它能让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在学生的内心深处自然生发，实现思想升华与境界提升。
其三，拓展智库人才国际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治理人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智库需要发出“中国声音”。有组织地选派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参与跨国联合研究项目，是培养其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规则驾驭能力的有效途径[25]。这不仅是能力培养，更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培养其作为未来全球领袖的担当和气魄。这直接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22]21 的号召。
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视域下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模式运行的保障
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模式需要系统化、制度化的保障机制作为支撑，这有赖于形成多方协同和持续优化的制度环境。
（一）加强组织保障：构建一体化的智库平台管理体系
组织保障是智库育人的“骨骼系统”，决定了资源整合能力和运行效率。智库育人涉及多部门、多个执行主体，若无健全的组织架构和清晰的权责分工，各类育人资源便难以汇聚。因此，构建一体化的智库平台管理体系，是打通条块分割和实现协同育人的前提。
首先，建立顶层设计机制，将智库育人纳入顶层设计。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的“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决策咨询、智库建设、社会服务等工作”，为研究型大学将智库育人纳入学校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规划提供了政策依据。其次，健全智库治理结构，完善高校智库的内部治理。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的经验颇具参考价值：该研究院构建了“理事会 + 学术委员会 + 首席专家”的治理体系，打通了学校、学院、智库之间的壁垒，为智库育人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可借鉴此模式，设立智库委员会和首席专家领衔制度，明确智库育人职能的权责分工。再次，设置专职育人岗位，负责学生培养、项目组织和成果转化等工作。譬如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CEPR）的管理体系涵盖行政管理、项目管理与技术服务三大序列10个部门，高级管理负责战略规划和日常运行，研究管理专注于项目的具体开展，形成了层次清晰、职责分明的治理架构[26]。最后，针对当前高校智库“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格局，应建立校内跨智库协同机制，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智库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和人才互通。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在院内各中心之间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同机制，通过共同“办活动”和“出成果”，推动智库的思想交流、信息交互和人员交往[27]。这启示我们，智库育人的组织保障不仅需要纵向的层级管理，更需要横向的协同网络。
（二）完善评价保障：建立激励智库育人的评价体系
评价保障是智库育人的“指挥棒”，决定着师生参与智库实践的积极性。在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智库成果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即教师投入智库研究可能影响职称晋升，学生参与政策咨询也无益于学位获取。这种“做得好却评不好”的困境，是制约智库育人的瓶颈。因此，重构评价体系是激发智库育人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改革教师评价机制。将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智库研究、产出咨政成果等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体系。正如“破五唯”强调的，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国际层面，哈佛大学CEPR在选聘教师时，吸纳了大量经济学、数学与统计学等学科的擅长数据分析的专家，将教师的评价标准与智库研究导向高度匹配[26]。国内评价机制改革也在逐步开展中，例如，浙江大学将教师获取的高水平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纳入科研评价系统，实现了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的“价值等效”，充分调动了教职工从事智库研究的积极性[28]。另一方面，创新学生评价机制。培养模式应从以学术论文为核心的纯学术培养转向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将学生参与智库研究和产出咨政成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这方面，在新兴学科“智库科学与工程”建设中，相关研究提出了“成才—成科技人才—成战略科技人才”的三阶段培养目标，为智库战略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全面的逻辑框架和体系支撑[29]。此外，还可以建立多元评价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和对咨询报告、政策建议、媒体文章等智库成果的价值进行独立评估；建立学生智库成果的展示和交流平台，定期评选优秀成果，激发学生参与智库研究的积极性。
（三）夯实资源保障：优化智库育人的资源配置
资源保障是智库育人的“物质基础”，直接决定了育人活动的广度与深度。智库研究具有长周期、跨学科、重实证的特点，如果资源配置不足，就难以形成规模化和可持续的育人效应。因此，优化资源配置，为师生参与智库实践提供充足的经费、平台和技术支持，是推动智库育人从“盆景”走向“风景”的必备条件。
其一，设立智库育人专项资金，在学校预算中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学生参与智库研究。同时，积极争取外部资源，吸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支持智库育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中心的经费来源就具有多样性，除校方拨款外，还广泛吸纳基金会资助和社会捐赠[27]。其二，建设新文科实验室，依托高校学科优势为智库育人提供技术支撑。此外，协同政府、行业企业等共建共享法规库、案例库、文献库、数据库等资源数据中心，为智库人才培养提供先进的教学科研平台。其三，推进数智化转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设数字化智库育人平台；集成研究资源、工具方法、成果案例，设置课程学习、项目实践、成果展示、交流互动等功能模块，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智库育人空间，提升学生适应智库研究新范式的能力。其四，强化成果转化与品牌建设。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在成果转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平台，包括推动建立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与外交部合作设立“中国 - 亚非法协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培训基地、在荷兰海牙设立国际法治研究院等。这些做法表明，资源保障不仅包括经费和硬件投入，更应包括成果转化渠道的建设和品牌影响力的塑造。
（四）优化文化保障：营造智库育人的良好氛围
如果说组织、评价和资源保障构成了智库育人的“硬支撑”，那么文化保障则是“软实力”，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浸润作用。制度可以规定人“做什么”，但无法规定人“愿意做”。智库育人需要师生发自内心地认同“服务国家、关注现实”的价值共识，需要在校园中营造“以智库研究为荣”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力量看似无形，却能为智库育人提供最持久和最深层的动力源泉。
文化层面的保障则对智库育人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首先，加强学术文化建设，营造心系国家、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学术文化氛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创办的“小肯尼迪论坛”定期邀请政界、商界和传媒等领域名人围绕焦点性公共议题发表演讲、展开辩论，至今仍是联通学界、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桥梁。我国研究型大学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定期举办智库论坛和学术沙龙等活动，搭建学生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交流的平台，弘扬我国“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学术传统，打造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智库交流平台。其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将智库育人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将“为党谋略，为国献策，为时代出思想”作为智库育人的宗旨，在智库育人中强化政治引领。此外，加强智库成果的整合与品牌建设。这需要建立专门的智库成果运营团队，负责成果的整合、推广与转化；加强学术期刊等出版物建设，打造系列论坛、品牌刊物、特色活动等智库品牌体系；扩大成果开放程度，建设统一、集成的资源共享平台，在版权允许的情况下向社会公众开放智库成果[30]。唯有如此，智库育人的文化氛围才能从校内延伸到校外，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五、结语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型大学智库不仅是咨政建言的“思想库”，更应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育人场”。“十五五”时期，研究型大学需进一步深化智库育人模式创新，通过“智库+ 教学”“智库+ 学科”“智库+ 科研”“智库+ 实践”等多元路径，推动智库功能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同时，健全组织、评价、资源、文化等保障机制，构建系统化的智库育人保障体系。研究型大学智库育人的根本目的，是要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中，坚持顶天立地、知行合一，培养一批政治强、情怀深、人格正、思维新、视野广、能力强的拔尖创新人才。唯有将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让青年大学生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成长成才，才能真正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为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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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