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文科倒闭潮”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显现，我国部分高校文科专业收缩或转型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在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加速调整背景下，我国高校文科专业出现结构性调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国家战略资源向科技领域倾斜导致文科资源配置受限，学科自身存在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固化及教研设施滞后等质量隐忧，劳动力市场受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引发文科就业供需错位。新时代文科的存续之道在于，重新定位人格塑造、批判思维培养及文化软实力建构价值，通过内涵发展重塑竞争力，拥抱新文科跨界融合，使文科成为支撑国家文化战略与人才培养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高校；文科；专业调整；文科倒闭潮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重塑全球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进程。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对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作出系统部署。随着我国新增备案、审批和撤销专业点数逐年增多，高校大规模裁撤就业不佳、实力不足的文科专业，并以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的理工科专业进行替代，一时间“文科无用论”“文科消亡论”等舆论喧嚣，形成所谓的“文科倒闭潮”现象。据此，本文立足国情，深入分析高校文科发展现状，剖析“文科倒闭潮”现象根源，理性展望文科未来，为文科在新时代的发展探寻可行路径。
高校“文科倒闭潮”的现状审视
某种意义来说，高校“文科倒闭潮”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广泛国际背景的全球性趋势，我国部分文科专业收缩或转型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1.全球范围内的文科式微
国际语境中“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一个兼具狭义与广义的概念，其覆盖范围小则为文史哲，大则是与人类文化文明密切关联且覆盖几大领域的众多学科。[1]从世界文科发展史看，人文学科的危机由来已久，从工业革命时期的“重器轻文”，到冷战时期的科技军备竞赛，再到后冷战时代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实用主义盛行，直至当前人工智能引发的“智识外包”焦虑，自然科学以其无与伦比的技术与实用属性获得大众青睐，人文学科的影响力日益衰微，社会认可面临挑战，逐渐沦为“边缘角色”。
现如今，高校文科消亡危机在世界各地弥漫，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股浪潮，这场浪潮是历史上文科危机延续的产物，并伴随着科技进步与技术迭代而加剧。纵观全球，可从三个层面刻画这一危机：一是文科专业资金缩减。各国政府纷纷削减财政拨款，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文科专业普遍面临捐赠不足、财政支持匮乏的困境，如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Beautiful Bill Act）大幅度削减科教类资金，限制多项学生贷款项目，导致波士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面临“历史性的财务危机”，进而大面积停招人文社科博士。二是文科专业吸引力下降。过去10年整个经合组织（OECD）五分之四的国家授予人文学科的比例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其中美国所有文科毕业生占总毕业生比例大幅下降，文科生不赚钱、找不到工作、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不高[3]，美国本科失业率最高和起薪最低的10个专业中绝大部分为文科。三是文科专业大幅撤并。例如：2016年以来，日本26所国立大学对文科学部进行撤除或重组[4]；英国桑德兰大学、切斯特大学、莱斯特大学和赫尔大学陆续宣布缩减文科规模[5]；2024年秋季，哈佛大学至少取消了20多个学系的30多门课程，其中大多为文科专业[6]；2025年，复旦大学校长提出要将文科招生的比例从原来的30%～40%调减至20%[7]等。种种迹象表明：文科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
2.我国高校文科专业减缩趋势明显
从概念上看，我国高校文科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其中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各种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8]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八个门类皆可纳入“文科”范畴，学科门类下设若干专业类与具体专业，如教育学下设教育学类与体育学类，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体育教育等专业，这些层级关系构成了我国高校文科专业设置的完整体系。
随着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力度的逐年加大，文科专业也随之调整。2020年—2023年，我国新增文科专业建设点3,331个，占新增专业点总数的37.7%，新增幅度变小；撤销文科专业建设点1,988个，占撤销专业点总数的38%，撤销幅度增大（见图1）。从数量变化来看，我国高校文科专业的撤销有规律可循，并非来势汹汹，加之工科等专业也有大幅调整，因此难以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文科倒闭潮”，但其撤销数量确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图1 我国高校学科（文科）专业调整情况
注：新增、撤销专业数据源于央视网《本科专业“大洗牌”》，新增、撤销文科专业数据源于樊丽明、申树欣《加快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文科教育体系》.
从文科撤销专业及所属门类分析，我国高校文科则面临较大的撤并压力。2020年—2024年，我国有33个专业撤销总数达到40个以上，其中文科专业为21个，占比63.6%。撤销数最多的5个专业中有4个专业为文科，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学）共计撤销160个；公共事业管理（管理学）撤销138个；信息与计算科学（理学）撤销123个、市场营销（管理学）撤销104个、产品设计（艺术学）撤销93个。①总体来说，我国高校文科专业规模的缩减可视为既有趋势的延续，在全球文科式微的裹挟下，其影响力衰减乃至成潮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高校“文科倒闭潮”的成因辨析
“文科倒闭潮”现象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国家战略驱动调整、文科专业内部的质量问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反馈共同导致高校文科陷入新一轮危机。
1.国家战略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的教育资源约束
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具有天然的稀缺性。在国家宏观层面，可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公共财政资源总是有限的；在高校微观层面，其内部的资源同样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当前的学科专业调整，特别是对文科专业的压缩，可以视为在特定阶段和稀缺性资源约束下，国家与高校为追求整体效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一种战略性调整，其深层逻辑在于高等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核心议程。正如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所揭示，“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9]当社会发展重心发生倾斜时，学科资源的流向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保持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协调。
当前，全球竞争格局深刻演变，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承担着支撑科技进步，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使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中首次提出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主要任务之一，即是打造具有战略性引领和全球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与国家战略、科技发展以及产业变革相适应的格局[10]，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到高等教育体系内，学科专业的数量、结构也需要服从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而调整。这清晰地表明：现阶段学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对接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安全、新兴产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压缩部分文科专业布点，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支持战略急需领域，正是这种适应性调整的体现，旨在提升高等教育体系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支撑能力和资源使用的配置效率。
2.学科发展的内生困境与质量隐忧
我国文科的知识内容、传承方式和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袭着一套传统、封闭且固化的模式，这是导致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吸引力下降、社会价值感知度减弱，并最终引发部分专业被动“出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知识内容陈旧与结构滞后，主要体现为专业课程设置的“多、空、旧、窄”问题。近年来，文科的“近亲繁殖”造就了太多“存在仅仅是为了维系自身存在”的专业课程，课程体系因自我复制而膨胀，却与知识爆炸时代脱节，文科教育内容未能跟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总量的快速发展[11]，部分课程因内容空洞、要求宽松、考核简单而被学生视为“水课”，更有本科与研究生课程内容重复，甚至与中学知识重叠的现象，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而且消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最终使广大文科专业学生陷入“好像什么都学，又似乎什么都没学”的空虚之境。
第二，知识传承方式固化，表现为机械的教学方法及其“填鸭式”惯性。当下，弗莱雷（Paulo Freire）批判的“银行储蓄式教育”②在文科课堂仍大行其道，“有的人文学者若干年一以贯之地念诵老旧的教材、发黄的教案，有的人文学者不接地气般高谈阔论，有的人文学者无视教学计划，满嘴跑火车。”文科专业教学突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以教师为主的知识灌输，忽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感受，学习的核心变成了记笔记和背诵；另一方面，过度强调课堂翻转，教师从“讲台上的智者”变成“学习的辅助者”，甚至是“后排的同伴”[12]，教学互动程序化剥离了教学主体间内在的教育关联。许多高校的文科实践教学环节弱化，仅仅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导致象牙塔内的“悬浮”知识与鲜活的社会现实严重脱钩。
第三，知识组织模式单一，表现为教研设施条件不足、场景局限。传统的文科教研主要采取单一学科、凸显教学单一功能、依赖引领学者建设“小作坊”的模式，对独立物理空间和类似理工科的硬件设施需求及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文科实验室具有文理交叉、数据驱动、教学实验服务功能拓展等优势，正日益成为高校文科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起步晚，空间、资金、岗位等资源的投入力度不足，科研力量相对薄弱，无法满足当前文科高水平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需求。[13]
3.劳动力市场转型下的供需错位
高校“文科倒闭潮”的深层动因在于文科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日益凸显的张力。现代社会已深刻区别于前工业时代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经院哲学传统，人们更加关心大学教育能不能让学生获得值得雇佣的技能。这种实用主义思潮渗透进现代教育体系，使得高等教育愈发强调知识的应用性、技能的可迁移性和与职业岗位的适配性。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的双重背景下，“以就业为导向”已成为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评估的核心逻辑。
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就业困难现象备受关注，其中文科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一方面，是需求侧变化。如今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新技术逐渐支配劳动力市场和个体生活。传统产业在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后，将更多依赖高技能人才，劳动力市场对程式化、低附加值的人文相关技能需求下降，“越来越多几乎没有使用门槛的AI产品可以写作文案、设计图像、整理文献、生成视频，其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大大超过人力”[14]，由此对文案、翻译、行政管理、金融咨询等传统文科岗位产生极大冲击，直接放大了部分文科劳动者的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是供给侧问题。过去二十多年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大量高校因成本考量扎堆开设文科专业，特别是一些地方院校、新升格院校在缺乏特色师资和学术积淀的情况下，盲目模仿综合性大学或热门院校设置雷同文科专业，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严重的专业同质化，导致文科毕业生数量增长过快，加剧了文科毕业生就业竞争内卷，传统文科生就业形势持续严峻。数据显示：2022年，文科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仅为12.4%，远低于理工科毕业生，且薪资水平普遍偏低[15]，音乐表演、绘画、法学等文科专业更是被常年列为“红牌专业”。就业市场上的负面反馈促使更多的大学生选择理工科，从而进一步造成文科专业生源减少，倒逼着高校文科专业“合并”或“倒闭”。
我国高校文科发展的未来展望
高校文科危机本质是转型契机，只有充分坚守人文价值内核，通过内涵建设提升专业竞争力，借力新文科建设战略机遇开辟发展新空间，方能应对技术革命冲击下高校“文科倒闭潮”的危机，从而实现“边缘者”被迫回应压力时的创造性转化。
1.无用之学的有用之处：文科存在的价值审思
庄子曾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文科在历史长河中屡遭质疑与挑战，却始终屹立不倒，正是源于文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开展人文教育，尊重人的价值，找寻人的意义。高校“文科倒闭潮”恰是重识、重构文科价值的契机。
19世纪自由教育的倡导者纽曼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16]理性之于人的重要性毋庸讳言，而文科着重锻造人的精神世界、塑造公共品格、训练思维方式，肩负着以文化人、铸魂育人功能，对于人格养成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工程教育变革（转型）计划（NEET），其中未来产业和学术领导者需要着力培养的11种思维方式中，就包括人文主义（Humanistic）思维。[17]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纲要》所提出的“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目标要求，也需要藉由人文教育引领培根铸魂，从而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新时期我国高校文科的价值所在。
文科在当代较为关键的一点还体现在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曼海姆说，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怀疑精神，而且这个基本特征越来越突出。[18]人工智能时代伴生的“数据幻觉”，对社会思考的底层逻辑提出考验，盲目轻信使用则会对经济发展甚至国家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当算法接管技术性工作，人类在语境构建、价值判断领域的优势恰是文科所长，通过文科教育培植有清醒认知的人，涵养学生对意义世界的感知力，能够较好地抵御现实风险。
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凸显文科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此区分军备、科技进步、地域扩张等“硬实力”。[19]在全球化竞争中，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国民素养等软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承认文科对国家文化安全与文明对话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依赖文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必须依靠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创新性发展，通过建构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特点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2.提质增效：推动文科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文科倒闭潮”引发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文科，而是要什么样的文科。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认为，社会越成熟就越需要文科，文科一定要做精。文科专业的削减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泡沫”，在现阶段控制专业数量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文科教育质量，让教师有成就感、学生有获得感。
第一，要解决课程设置的“多、空、旧、窄”和“水课”泛滥问题。需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从“有什么、教什么”转向“要什么、教什么”，借助当前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之机，系统推进课程与教材建设。一方面，围绕新兴专业方向打造一批特色课程教材，以课程教材之新支撑专业之新，推进文科专业内涵提升；另一方面，实现传统文科课程教材的守正创新，既要发挥好经典教材、权威教材的思想引领作用，也要立足于学术逻辑、心理逻辑和教育逻辑[21]，重构课程体系，更新课程内容，编写新教材，如教育部统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牵头推动经济学、哲学领域“101”计划，组织一流学者组建教材编纂团队，建设核心课程，相关优秀建设经验和模式亦可推广到其他文科领域。
第二，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创新教学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的背景下，人文学科要重焕生机，亟须增强文科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要以深度学习模式重塑教学本质，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数字化、数据化文本挖掘等现代数字技术，推动教与学模式创新。例如：西北大学“虚拟敦煌”项目通过VR头盔带学生走进莫高窟第45窟，当学生亲手“触摸”唐代彩塑的莲花纹样时，考古学不再停留于纸质图谱，这比单纯的书本传递知识，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结合学科发展实际，加快推进文科教研装备升级。前沿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需要适配先进专业的教学场景，要适应教育信息化数智化发展趋势，围绕人文社科建设各类高水平研究中心、平台和实验室，创新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汇聚科研骨干团队，开展有组织的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将前沿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最大化发挥前沿科研成果的价值。
3.跨界融合：拥抱“新文科”建设的战略机遇
新文科建设是应对“文科倒闭浪潮”、破解文科发展困境的关键抓手。众所周知，学科的专业化和高度分化造成的知识割裂、思维局限和制度壁垒，限制了包括文科在内各学科的交流互鉴，久而久之形成比彻（Tony Becher）和特罗勒尔（Paul R.Trowler）所谓一个个独立的“学科部落”，伯顿·克拉克更为形象地指出，社会学部落的男人们很少会踏入物理学家的领地，更不会清楚物理学家们在做什么。如果社会学家想去英语系的地盘，他们照样会碰壁。[22]“学科地域”和“部落文化”之间彼此隔离，使得文科变得愈加封闭，进而丧失活力。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正是对现代文科之部落化及封闭性的克服与超越。自2018年我国“新文科”话语正式出场以来，各大高校纷纷探索文科改革，2019年5月“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正式启动后，明确提出“新文科建设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23]，为传统文科转型指明方向。
从我国新文科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指引，结合广为人知的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实践③，可以得知，现代文科的转型落脚点在于跨界融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人文科学间的互融，强调狭义文科内部融合，打通文史哲艺专业；二是强化人文科学与社会学科之间的互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三是促进人文科学与理工农医深度交叉融通，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相互赋能提升文科人才培养质量，如2025年北京师范大学增设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培养懂技术也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高校与行政主管部门以“超学科”视野和“共同体”思维，持续优化制度供给，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如新兴专业建设过程中的政府配套支持，探索体现“文科气质”、聚焦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评价方式等。同时，对于新专业的设立要秉持审慎理性原则，既不能“一哄而上”追逐热点，也不能“一哄而下”盲目撤并，而是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规律，科学研判市场前景，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分类推进，促进文科特色发展。
注释：
①数据整理自高绩数据《中国高校专业新增与撤销分析报告（2020-2024）》.
②“银行储蓄式”教育模式也即灌输式教育，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具体阐释了这一概念，其认为这种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压迫式教育，学生被当作顺从的“机器”，而知识变成静止的、孤立的，毫无生气可言.
③我国学者在探讨新文科建设时，常常会提及首倡新文科概念的希拉姆学院。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以跨文化能力与系统思维为核心重塑文科教育范式，标志新文科全球实践的关键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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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