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余蕊，衢州学院省际合作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阙明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
基金项目：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三大属性’引领教育体系变革研究”（AAA250017）。
系统论视域下建设教育强国的实践逻辑探赜
【摘要】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教育工作，需对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各项教育改革发展举措。面对复杂的改革环境，系统论为洞察教育强国实践逻辑提供了四大启示：从结构功能规律来看，教育强国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从竞争协同规律来看，教育强国系统要素间的竞争协同促进发展演化；从信息反馈规律来看，建设教育强国需兼具开放性与稳定性；从涨落有序规律来看，教育强国系统的涨落有序推动进化。以系统论为指导，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与功能；兼顾整体统一性和个体差异性；需要锚定目标持续反馈；以改革创新激发教育发展活力。
【关键词】教育强国； 系统论； 改革创新； 开放； 协同
一、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教育工作也面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要充分发挥教育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对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教育工作，以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各项教育改革发展举措，为进入蓄势突破、全面跃升关键阶段的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1］系统论科学主要是研究系统的结构、行为、功能以及各子系统之间联系的学科［2］。教育强国建设所具有的诸多因素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典型、开放、复杂的巨系统，从系统论视域深入研究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逻辑，具有一定的适切性和匹配性。
当前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议题备受关注。学者们在以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统筹推进教育变革这一点上普遍达成共识［3］［4］，也有学者从构建教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等角度提出具体对策建议［5］［6］。但是现有研究从系统论科学方法视角进行专门阐述的较少，对教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研究有待提升。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从复杂的系统科学理论中，概括出系统方法的一般性原则，帮助全面分析和阐释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逻辑，为教育强国实践提供系统论科学研究的指引。
二、系统论视域下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指特定实践活动中内在的、动态的运行规律与行动规则。［7］当前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愈益凸显［8］，教育强国建设必然遵循其独特的实践逻辑。这种实践逻辑不是简单叠加资源，而是以国家需求为出发点，以战略为导向，通过多维度行动的系统性啮合，最终实现教育功能向国家发展动能的高效转化。
（一）结构功能规律： 教育强国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
钱学森认为，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是系统论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9］。建立一个好的结构，能起到强化和扩充系统功能的作用。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具有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教育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教育各单元要素的比例关系及组成状态。例如，我国教育类型结构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终身教育等；教育层次结构由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组成；教育管理体制结构分为公办、民办、中外合作办学、混合所有制、新型社会力量办学等。在我国这样的大国教育体系构建中，面临众多复杂问题，教育结构仍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
一是从教育类型来看，教育强国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发展。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长期处于割裂状态，缺乏融通，并且当前对职业教育的隐形歧视现象依然比较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职教办学普教化”等现象。［10］与普通院校相比，资源配置本就更薄弱的职业院校往往更易陷入“马太效应”发展的恶性循环中。二是从教育性质来看，教育强国具有公办民办教育协调发展的生态。在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结构中，不同办学体制的学校可以为教育强国建设带来生机与活力。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存在公办强、民办弱的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政策和经费的支持重心更多在公办高校上，全国民办高校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底端，陷入质量洼地。三是从教育区域分布来看，教育强国需要东中西部教育均衡协调发展。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11］，我国教育经费的区域性差异呈上升趋势。
（二）竞争协同规律：教育强国系统要素间的竞争协同促进发展演化
自然界各类存在形式无不通过竞争获取资源、通过协作实现共生，共同塑造着个体的生存轨迹与系统的演进路径，这就是竞争协同规律。 ［12］
1.教育强国建设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具有竞争性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类型投入发展进度不同，教育资源的争夺、博弈必不可少，教育发展呈现出差异性和竞争性。
首先是高校类型之间的竞争。长期以来国家通过资源配置的倾斜性政策，持续强化学术研究型大学的顶端优势地位，其他类型高校则处于从属位置。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使得学术研究型高校与应用技术类院校在办学资源获取、发展水平提升、教育质量保障及社会影响力构建等方面，形成了显著的层级落差。［13］从高等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上来看，呈现典型的金字塔状特征：一方面底部沉重，高职院校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招生规模占比都超过50%；另一方面顶部陡峭，以“双一流”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型大学，其院校数量占比不足5%，招生规模占比亦低于6.5%。［14］长此以往，势必会降低我国高等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扶持和分类评价体系仍不健全，高校同质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15］其次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竞争。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两大支柱，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使命。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二者存在激烈的资源竞争。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在资源分配上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最后是城乡教育资源之间的竞争。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正迈向均衡化发展，但城乡学校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还相当大。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投入、教师队伍建设、基础设施配置及管理效能等方面的差距，直接造成了学生在入学机会、条件保障及培养质量提升等方面的不平等。
2.教育强国建设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具有协同性
系统论认为，“任何相互对立的双方，只要处于同一系统整体中并服务于相同的目标，便具备实现协同演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都能实现协同发展”。［16］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系统思维，各要素之间不是“独角戏”，而应做好协同配合，形成“大合唱”效果。
首先，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协同。从系统视角来看，解决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问题与困境，不能靠各自为战或各个击破，而是需要系统思维、综合治理，推动不同类型的高校间建立通力合作、有序竞争、错位发展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施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全球教育实践提供了制度创新范本，其核心在于政府通过政策设计推动高等教育体系重构，建立多元办学机制与评估体系，促进各层级公立高校既保持特色发展又实现内部贯通的协作网络。［17］其次，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协同。随着产业升级和社会观念的转变，职普融通成为必然趋势。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强化职业启蒙教育，引导学生尽早建立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大力实施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横向融合及与职业本科的纵向贯通；应用型本科高校与职业院校深化合作，推动学术型人才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机衔接等。最后，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协同。城市基础教育与农村基础教育各有长处，城市学校依托其资源优势，汇聚了高素质的专业教师团队，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而乡村学校则凭借其自然区位条件，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自然体验的独特场域，有利于开展生态认知与实践教育。二者通过教育资源整合的方式，能够相互补充，实现城乡教育协同发展的目标。
（三）信息反馈规律：建设教育强国需兼具开放性与稳定性
在系统中信息反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作用机制，借助反馈功能可以有效增强系统的稳定性。根据该规律，开放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互，可以抵消系统内部熵增趋势，推动系统完成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演化。［18］教育强国建设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教育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开放衔接
人才培养需要贯穿不同学段。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中小学教育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割裂，本质上是教育生态系统的割裂。学段衔接的核心在于构建连贯的学习生态系统，而非简单的知识传递。然而，现实中大中小学培养目标呈现显著断层：小学阶段过度侧重习惯养成与基础技能，中学阶段深陷应试导向的学科训练，大学教育则偏向专业细分与就业导向。这种目标错位导致课程设计与评价体系的脱节，形成“知识孤岛”。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体系构建上，基础教育为高等教育筑基力度不够，后劲不足。
2.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开放调适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出生人口下滑等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教育与社会深度融合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存在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性错配、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同社会需求匹配度不高等问题。随着高科技企业在业界崭露头角，它们的科研组织形式相较于大学展现出了更高的灵活性，适应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路径更为成熟。教育必须比以往更开放、更主动地融入科技变革、产业创新的潮流中，培育能够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应新质生产力演进趋势的适配型人才。
（四）涨落有序规律：教育强国系统的涨落有序推动进化
系统发展演化既包含偶然性，又蕴含必然性。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中，系统完成从无序向有序的质变。［19］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要素涨落，帮助进一步打破传统教育体系的封闭性与僵化性，推动教育系统不断进化。
1.中央和地方重点教育经费投入涨落推动有序发展
面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双重挑战，党和政府将教育事业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于4%，为教育强国战略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持。历史经验表明，每当教育经费配置出现重大调整，都会在5—10年内引发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国际经验也表明，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聚焦于提升高校的科研实力和技术创新效能已成为普遍共识。以英格兰为例，即便在2010—2011年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面临总预算大幅削减的挑战时，仍着力贯彻政府“强化高校科研竞争力、维系世界一流大学科技创新优势”的战略部署。［20］
2.以试点为抓手引导教育综合改革要素涨落有序
系统的改革要整体推进、协同耦合，但不是各项改革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改革创新推动涨落，必然需要一些地方坚持试点先行，聚焦关键制度重点突破，在先行先试中率先发展，积极发挥试验田作用，对改革持望者形成倒逼效应，引导改革者少走弯路，降低改革成本。我国在教师培养、课程改革、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教育等诸多领域启动试点工作，以试点小切口带动教育全局性变革，稳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各地积极参与改革探索，推进制度创新，充分调动了地方和各级各类教育的积极性，形成了“一地一策”、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
3.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序发展
涨落过程是一个充满活力、打破常规的过程。教育科技人才是教育强国整体系统中最具有活力和潜力的子系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国家急需布局的重大事项和重要改革。在这个领域重点发力、率先突破，能够起到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的效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1］。各级各类教育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汇聚教育科技人才多领域、多主体创新合力，以科技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为重心进行重构，可以形成更强大的创新合力，带动教育强国建设。
三、系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思路
教育强国建设工程是能够不断进化的系统，最终通过演化实现整体上的优化，既要让每个要素作为其中一分子不断发挥内在潜能，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又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全局性统筹谋划。
（一）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与功能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以系统观念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结构，使它们之间相互协调与协同，从而在整体上涌现出令我们满意的功能。
1.统筹各类教育的均衡协调
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在于构建一个全面、均衡、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各级各类教育作为教育强国系统中的子系统，相互之间“休戚与共”，需要树立“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构建“多元合作”的开放格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是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夯实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二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挥高校对国家战略的引领力量。三是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四是优化终身教育体系，依托数字化构建学习型社会。
2.加强不同层级教育的衔接转化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是不同类型和覆盖不同学段的教育，它们要形成有机整体，相互衔接，接续发力，这对优化教育结构统筹协调发展和提升教育体系整体效能具有深远影响。一是在普通教育体系中，构建和完善大中小学协同推行育人的机制，强调构建螺旋式递进的知识体系。例如，在国家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背景下，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等。二是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建立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制定课程衔接标准体系等改革措施，确保职业教育各层级间的顺畅过渡与贯通发展。三是优化人才培养层次结构，使其重心逐步上移，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通过焦聚发展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四是在终身教育体系中，构建开放衔接融通的高质量终身教育完整体系。
（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兼顾整体统一性和个体差异性
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整体统一性的提升，确保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又要兼顾个体差异性，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1.保持教育体系和政策的一贯性，注意各类教育的个体差异和多样化
统一性表现在构建小学、中学、大学连续性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系统、均衡、全面发展，确保各地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一致，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在保障教育公平的前提下，需要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差异，通过多样化的制度设计激发学生潜能。例如，新加坡实施小学分流制度，尊重学生兴趣与能力差异，结合双向选择机制激发学习内驱力，同时提供复读机会保障教育公平。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握好“放管服”的关系，建立起与教育强国建设相适应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和师生的创造活力，使各级各类教育多样化发展。
2.既要形成教育强国协同大格局，又要分类推进教育强省、教育强市建设
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增强系统思维，强调协同意识，整合各方资源，协同家校社、产学研、校内校外、城市农村、国内国际、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科技人才等各方力量，推动各领域改革系统集成，构建教育发展大协同格局。同时，要注意我国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差异性，大力推动教育强省、教育强市建设。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召开了教育发展大会，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发出建设教育强省的动员令。北京强调“全面建成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广东提出“以教育现代化走在前列支撑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浙江强调“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只有发挥东西南北中祖国各区位的不同资源禀赋优势，才能在教育强国这张宏伟版图上形成合力。
（三）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锚定目标持续反馈
教育强国建设工程是一个持续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互的动态开放系统。这种开放性所形成的反馈调节机制，有助于教育体系更有效地适应内外部条件的变化，提升教育战略规划的前瞻性，降低决策滞后风险。从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首次提出教育强国；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教育强国勾勒出宏观愿景，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使教育强国建设任务有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教育规划纲要的不断完善是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在教育领域的精准落实，与国家“十五五”规划战略架构相匹配相协调，不仅承继过往教育改革的精神与成果，更在此基础上实现理念与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这要求我们锁定远景目标、持续反馈改进，实现持续奋斗与推进。
1.注重顶层设计，分层次、分区域推进
由于我国体制因素，政府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既是政策制定主体，也是改革行动的发起者、方向引领者和实施推动者。在国家制度架构中，要统筹推进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活力的体制性障碍。在省域和市县层面，应适当增加地方的行政权限以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形成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地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局面。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可以试点先行、率先发展，充分调动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中部大部分地区要发挥本地特色，形成区域优势和特色改革试验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完善区域教育发展协作机制和教育对口支援机制。
2.坚持稳扎稳打，分步骤、分时段实施
教育强国建设要与时俱进，主动迎接变化，区分轻重缓急，把教育综合改革方案中涉及的改革措施细化为具体重大改革任务，科学设计不同发展阶段和规划周期内的重点目标任务，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形成教育综合改革推进落实的“作战图”。《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一系列高层级的政治决策转化为可衡量、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的体现，实现了理论构想与实践目标的深度融合。［22］它制定了“两步走”战略部署。第一阶段是开局起步的三年行动期，全面夯实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明确到2027年要实现阶段性重大突破。第二阶段面向未来十年的中长期发展，重点在于深化重大战略部署，确保如期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到2035年，要形成完善的党领导教育事业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全面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基础教育普及率和质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学习型社会全面建成，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实现大幅提升，教育支撑国家战略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
（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以改革创新激发教育发展活力
在系统论中，非平衡态的涨落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但却是推陈出新、生成新的变革的重要基础。改革带来的涨落有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引擎力量。
1.健全体制机制，形成改革发展合力
改革的关键在党，要加强党的全盘统领，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要始终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始终把党的政治思想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健全完善党建带全局工作机制。加强教育治理能力建设，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和教育管理部门工作的一致性和关联性，有利于充分激发教育发展活力。［23］政府层面应发挥部门协同优势，加强教育管理部门与人社、发改、财政、科技等协同部门的权责，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教育发展政策生态系统，确保教育政策的权威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健全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坚持科学治校、民主治校与依法治校相结合，不断完善学校治理机制，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参考英国教育治理的历程可以发现，英国教育就是从地方政府管控学校财政和人事，逐渐走向重视权力下放、鼓励多元参与、强化问责监管、激发学校活力等相结合的综合治理，实现了教育治理的全面转型。［24］
2.深化育人方式变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评价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龙头之战”，是影响“放管服”改革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改革完善各级评价主体的评价观念和工作机制置于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首要位置，对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推进信息技术赋能考试评价改革、深化高校人才评价改革等方面都作出了部署。需遵循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切实把学生心理健康和体质健康摆在突出位置，在政府、学校、社会等多个主体间凝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价值观共识。推动教育教学方式改革，巩固“双减”成效，助推轻负高质教育课堂改革，重点强化学生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培养，实现实践育人、数智育人和跨学科协同育人的新范式。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的评价机制，强化职普融通的制度供给，实现各学段教学目标的有机衔接，构建起以高等教育为引领，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学科调整相适应，各学段贯通衔接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3.深化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机制改革
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超前布局、动态调整专业和资源配置的要求，核心在于构建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强化顶层设计，推动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高校专业设置需打破封闭循环，与国家及区域的重点产业和新兴战略方向同频共振。加快构建“政-企-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优化技能人才开发与管理体系。［25］具体而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重点强化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匹配度，加强对紧缺和前沿交叉学科的扶持；地方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则立足区域发展，动态调整专业集群，服务地方人才需求。另一方面，创新培养模式，以深度产教融合与学科交叉提升人才供给质量。 未来大学需要特别注重深化产教融合和学科交叉融合，积极拓展教育开放领域，强化科技成果转化。［26］高校要积极与科技领军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实践平台、课程和导师团队，将真实产业与新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推动跨学科融合，强化实习实践和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批判性思维等关键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储备核心力量，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紧密衔接。
4.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27］。深化一体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定一体化战略规划，构建跨领域统筹机制，着力突破体制机制壁垒，实现项目共担、政策协同与资源优化配置［28］。一是强化组织与制度协同。 健全跨部门领导机制，设立国家和省级层面一体化推进小组及联席会议制度，统筹部门资源，打破条块分割。通过优化经费保障机制，设立交叉领域专项资金等举措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推动人员与评价贯通。 畅通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间人才双向流动，推行干部互聘互认，构建中国特色“旋转门”制度。完善多元评价体系，破除“五唯”痼疾，释放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的整体创新潜能。三是创新一体化发展模式。 探索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科研设施与数据资源，打造实体化创新共同体。同时，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建设国家级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共享平台，破除信息孤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系统性筑牢协同发展的根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