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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阙明坤、张晨: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现状、挑战与推进策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4-9-13 点击数:7083


本网讯(本网综合消息)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胡卫,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阙明坤,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所所长,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晨,共同撰写的《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现状、挑战与推进策略》发表于2024年第12期 总第593期《教育发展研究》杂志。全文如下:


【摘要】《职业教育法》规定,“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职普融通、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普融通关系到我国教育体系设计和广大学生切身利益,需高度重视,稳妥推进。虽然我国职普融通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包括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缺乏吸引力、人民群众对过早普职分流反响强烈、深入推进职普融通面临制度设计困境等。对此,需要加快职普融通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双向奔赴”推进综合高中建设,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促进职普融通,优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考后的“普职分流”话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基础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职普融通问题是关系到教育强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和广大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需加强科学设计、稳妥推进。

    

    一、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基本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从2014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到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到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 2023年)》;从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到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这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为职普融通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普职是否应该分流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有的认为应该取消中考后分流,因为初中毕业后过早分流人为制造了不平等,制约了学生长远发展;有的认为应该坚持普职分流,因为部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更适合于个人成长。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折射出社会各界的困惑与焦虑。

普职究竟要不要分流?其实,国家政策导向已经明确。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这一表述改为“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推动职普融通”。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这些新部署为进一步做好普职分流与融通指明了方向,即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 

党中央提出职普融通的要求,事关科技人才、工程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选拔与发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切入口,是“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的重要关节,是解决当前诸多教育问题、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点要求,也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事实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并非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对立,需要进一步澄清二者的关系。

其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共通的地方,二者是统一历史进程中各有侧重的发展。不管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都是教育的下位概念,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在培养目标、课程编制、 教学方法诸方面,两者可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其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相互包含的方面。举办中职和高职的初衷是为了培养直接就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但当前我国一些中职高职学校的学生就读不是以就业为目标,而是以升学为目标;反之,普通高校中有很多学生是以就业为目标,而不是以升学为目标。其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会发生转化的。读写算等基本技能最初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内容,但现在却是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普通教育所推崇的人文艺术和通识教育,最早来源于满足佛罗伦萨精英的政治和经济需求,属于职业方面的需求。当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课程上也存在交集,一是劳动教育的融通,二是基础教育课程对科学、技术、工程、音乐、 数字等多学科融合的要求,三是职业教育课程对于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的要求。其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既有分野更有融通。之所以存在分流和分野是因为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学生的潜能存在差异,不同特点的学生需要因材施教。但同时更需要融通,是因为普职分流可能加剧阶层划分和阶层固化,过早分流限制了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其五,职普在现实中已经表现出融通趋势。职普关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但由界限明确的职普分轨走向互相融通是全球教育发展趋势,不只是美、德、英、日等发达国家,我国部分省份也已经开展综合高中、课程等方面的融通探索。

目前,学界对于职普融通非常关注,主要研究方向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职普融通的意义探究。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高中教育重心的逐步下移,打破普职壁垒、实现普职融通将成为新时期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趋向。许建领认为,职普融通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教育选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二是探讨职普融通的方式方法。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职普融通形成了职普课程渗透式、职普互转式、 彻底融通式三类主流模式,可以从课程互设、学校互融、学制互通三个层面进行设计。在实施主体层面,俞启定指出,普职融通实施的落脚点在普通中小学。日本综合高中将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进行了有机地沟通与融合,积极发展综合中学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是知识生产模式变迁 与教育系统创生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与教育价值。三是关注职普融通面临的问题挑战。目前,“普职比大体相当”作为强制性政策 工具主导着高中教育的发展,普职融通仅仅表现为课程的初步融合。推进职普融通存在横向上职普“通而不融”、纵向上职普“贯而不畅”等现实困难。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普、职不等值,普、职壁垒森严,高考相关改革滞后,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低,缺乏具体的实施建议和强有力的推进策略。四是分析职普融通困境突破的策略。学者们较多借鉴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经验,探索建立一体化的教育资格框架、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与质量、以延后分流实现学生多元化培养,逐步探索普职融通的“合轨制” 高中体系。强调通过完善普职融通教育机制、探索普职融通发展新模式、转变学生成才观念等方式,突破普职融通教育改革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实现普职融通深化发展。有学者认为教育评价改革是实现“三融”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要以完备的评价制度供给,重塑职普等值的人才发展观,构建职普纵横融通的新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推行“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政策,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现状、挑战与推进策略人才。基础教育阶段职普比通常指高中阶段教育的 中职学校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招生数的比例。在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中职招生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整体来看,2010-2023年,我国高中阶段职普 比略有下降,中职招生数量呈下降趋势,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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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浙江、四川、山东、福建等省相继颁布职普融通政策,探索改革试点,举办综合高中试点校,开设职普融通班,中职与普通高中结对合作,推动招生方式改革,实行学籍转换成绩互认,等等。从实践中看,职普融通试点工作让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和社会声誉得到有效提升,满足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多元化教育需求,为孩子们的成长成才拓宽了渠道。例如山东省加大投入,规范化、示范性及优质特色的学校占全省中职学校总数 52.4%,2021年启动 100所省级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和 300个特色专业建设,按照每所高水平学校支持 1500 万、每个特色化专业300万元给予支持。2021年,山东省中考中有2.95万名学生超过了当地普高线的分数,但是这些学生主动选择到职业学校就读,有1.7万名普通高中在校学生转入了中职学校。

        

    二、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面临的挑战



(一)  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缺乏吸引力

英国学者麦克·扬曾经指出,职业课程总被视为比学术课程的地位低,更有人将其与能力低的学生联系在一起。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离缘于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里,体力劳动与较低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由于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人们的认识有偏差,中职被贴上了“二流教育”“被淘汰的教育”等负面标签。一是职业院校教学体系较为滞后,适应性有待提升。职业院校教材更新较慢,教学内容陈旧,与职业岗位要求存在脱节,跟不上新技术新工艺。职业院校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师生互动程度低,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与主动性没有被激发。二是职教师资结构不优,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当前职业院校存在生师比不达标问题,专任教师数量不足,造成教师教学工作量超标、力不从心,制约并影响职业教育整体质量提升。同时,“双师型”教师缺口较大,职教师资的来源渠道单一,从校门到校门的“两门” 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历,难以适应高质量实践教学要求。三是中高职衔接不畅,制约职业教育体系的完整性。中职、高职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衔接不畅,职业院校学生对未来发展仍然感到迷茫。调查发现,一些省份高职院校学生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普通本科高校学习,但是难以适应,因为没有专门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体系,导致学生英语四级通过率低,许多学生难以毕业。

(二)  人民群众对过早普职分流反响强烈

当下中国社会分层的矛盾使得普通阶层家长强烈希冀下一代实现向上阶层流动,惶恐下一代面临同自己一样的境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对普职分流存在争议,引发社会争议和网络舆情。首先,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职毕业生比例过高,不符合长周期、多循环培养的高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较大,对中职阶段直接就业者的需求不断减弱。有些地区为落实“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政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指令性的方式下达招生计划,初中学校强制分流成绩差的初中生;有的地方动员初中教师为中职学校拉生源;有的地方甚至剥夺成绩薄弱的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的机会,等等。与此同时,由于中职学校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中职学校甚至打着组织学生实习和推动校企合作的幌子向企业输送学生工。其次,过早的普职分流不利于学生未来成长发展。初三毕业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不高、对社会的了解比较浅显,在义务教育阶段又缺乏对职业知识的接触和学习。过早地将初中毕业生分流到中等职业教育中的不同专业,固定其未来的发展路径,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中职学校频频发生不稳定事件,媒体多有揭露反映有职业学校违规组织实习,仅 2023年,全国职业学校学生因实习而引发的网络舆情就多达数十起。调查发现,中职学生犯罪案件数呈现上升趋势,引发社会关切,家长非常担忧。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也能够提高学生未来的适应性,有助于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学生以综合素养去应对各个职业领域的具体事务。同时,职普比一刀切不符合各地教育发展实际。“职普比大体相当”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单理解为职普比1∶1加以执行,片面强调职普比相当,甚至机械执行职普比1∶1,并不符合各地的教育发展实际,也给各地执行职普比大体相当造成较大的压力。随着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普通高中毕业生就读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普通高中参加普通高考的录取率达到95%, 职业高中的升学比例一般在40%左右,导致社会上的“中考焦虑”远超“高考焦虑”,因此,绝大多数初中毕业生在升学意愿上首选普通高中而排斥中职。另外,强制性普职分流加剧教育竞争和不公平。在实践中,中等教育阶段的普职分流是通过强制性的“中招红线”实现的,进一步加剧了升学竞争,使升学的“独木桥”从高考前移至中考,这就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升学竞争和沉重的学业压力,“教育内卷”严重,在畸形竞争压力下,老百姓不可能放松对子女的学业投入力度,也成为“双减”政策和“三胎”政策难以落实到位的重要原因。强制性普职分流在事实上成为学制体系中的升学瓶颈,导致相当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影响教育公平。

(三)  推进职普融通面临制度设计困境

首先,目前的普职分流缺乏具有科学依据的理论解读,实践上更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在现有的分流制度下,我国所执行的是初中后分流制度。一旦分流,缺乏灵活的转换渠道,往往一分流定终身。我国普职分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过于刚性的问题,实际上,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过于刚性的分流比例无法满足学生接受多元化教育的需求。其次,职普融通的层次较浅、形式单一。当前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围绕职普融通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然存在不够融合、没有贯通、层次较浅、形式单一的问题。普通高中进行融通的主要形式是开设技术类课程以及参与职业体验日活动;中职学校主要是开设职普融通班,普职两类课程的融合度不高,没有上升到人才培养体系高度,缺乏稳定性、持续性,存在临时拼凑、机械相加的现象,没有把“学术”知识 与“职业”知识真正融合,二者之间尚存在壁垒。同时,职普融通尚未做到整体布局、系统规划。目前各个学校所开展的职普融通比较分散、随机,尤其是缺乏更高层面(如教育主管部门、区政府等)的 整体布局与系统规划。由于缺乏相应的协调,个别学校之间在进行职普融通时会面临多方困难。例如课时的限制问题、教师的激励与补贴问题、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学校之间的距离问题等。此外,职普融通“双向互动”的校际改革也较少。


    三、进一步优化职普融通的策略



每个国家由于国情和实际需要的不同,对于普职分流采取的模式亦不相同。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如以德国为代表的普职分流双轨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职普融通单轨制,以及英国的国家教育资格框架模式等。尽管教育分流可能导致阶层分化,但学校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阶层流动。分流是职普类型化发展的必然前提,而融通则是职普协调发展的保障。因此,需要科学把握普职分流与融通的平衡点。

(一)  加快职普融通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教育分流是现代社会大分工发展的必然选择,不同职业和行业要求其从业人员具有不同的能力,必然要求学校培养不同规格的人才。职普融通的实质是我国教育双轨制的协调,最终促进学生个性化、多元化、长远化发展。

一方面,要改变中考“一次性”普职分流。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民众教育诉求、中职办学质量与毕业生就业形势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各地对中职生的需求以及中职本身的发展状况差异大,部分地区的一些产业需要中职毕业生,但是不宜要求全国所有地区都实行“大体相当”政策。因此,应探索由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民众教育需求和教育规律、教育供给情况,自主确定职普比例。建议在初中后、高中后、本科教育阶段后实行多次分流。在高中招生阶段进行普职分流的基础上,学习国外综合高中,设立观察期,通过选修,培养职业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分流,建立高二、高三阶段的 “多梯次”普职分流,既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也符合经济发展对人才不断提高的要求,还有利于学生在未来漫长职业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从教育理论和国际趋势来看,普职教育的分流应当后延,并逐步形成基于学生自主自愿的自然分流形态,改变以单一学业成绩为标准的强制性的中考分流制度。借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系统的学生生涯规划与指导体系,不将学业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而是通过科学的生涯测评了解学生的职业兴趣、能力优势等,更加关注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并将之作为分流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 一是加快高中融通育人。进一步完善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资源共享、课程共建、课程互选、教师互通、学分互认、学籍互转等制度设计,搭建学生成才的“立交桥”。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资源互补,双方互聘教师、共建实验室、共享校园设施。二是大力开展职业启蒙教育。20世纪70年代和 90年代,杜威提出的“职普融通”方案重新受到重视,职普融通被视为解决职业生涯教育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应落实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校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和劳动教育。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活动周的作用,向广大中小学生宣传介绍职业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 职业观、教育观。三是健全职普融通协调机制。对职普融通事业进行整体布局,改革行政机构,可以考虑在教育行政部门增设专门的职普融通综合协调机构,在其统一安排之下,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之间的融通将会更加有序、有效。对职普融通事业划拨专项经费,为教师的工资待遇、基本的活动开支以及相关的课程研发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建立两种教育类型的学分互认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以及其他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此外,推进高等教育阶段职普融通。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贯通机制,增强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的匹配度和适应性。支持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办学,开展中等 职业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

(二)“双向奔赴”推进综合高中建设

当前,一边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一边是用人单位招工难,难以招到适合的人才尤其是技术技能型人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对此,不应该再拘泥于职普比、普职分流,而应该结合区域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推进综合高中建设,把多数高中建设为融普高课程、职业课程于一体的综合高中,在综合高中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由学生自主选择普高课程或职业课程,完成规定学分高中毕业。由于事实上存在的普职分流变普职分层问题,进一步扩大普高招生规模、提高普职比也难以缓解人民群众的普职分流焦虑。而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需求看,对中等职业教育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很小。综合考虑科技进步、生产组织、社会结构、 劳动者、教育系统等因素,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应积极推动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双向奔赴”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如果地方审批新建高中,建议设立一批兼具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特色的综合高中,开设普高与技能课程,让学生有机会选择更加多元的生涯发展道路,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生涯发展道路。同时, 积极探索普高与中职合并重组,建设综合高中。如何举办综合高中,需要注重“做人+做事”,开展“文化教育+劳动教育+技能教育”,切实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职业素养,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促进两类能力协调发展,改变“高分低能”的 现象。 

(三)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促进职普融通

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除了优化职普融通的政策,关键还在于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办优办强职业教育,坚持能力为重、质量为要,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实现多样化成才。

一是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推进中职办学条件达标建设,按照《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核心指标开展达标建设,解决校园占地面积、生均用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专任教师、仪器设备总值不足的问题。大力发展面向初中毕业生的新型五年一贯制高职,扩展五年一贯制专业覆盖面,创新五年一贯制体制。深化教学改革,重塑职业教育教学内容、路径和方式,强化做中学,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社会认可度。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课程与教材开发,推进职业学校课堂教学革命,不断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完善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以此提升职业教育对个体的内在吸引力。

二是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技能”招考办法。把职教高考建设为和普通高考平等的高考制度,除了高职院校采用职教高考招生外,所有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及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也通过职教高考招生,以此提高综合高中职业课程的吸引力,为选择职业课程的学生提供平等的升学与发展机会。例如,上海可依托当前的春考制度,建设职教高考制度,允许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参加职教高考,在统一测试基础上由学校自主考察学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扭转社会存在的崇尚学历、漠视技能问题。同时,在国家层面,加快制订全国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方案,指导各省开展 省级“职教高考”制度改革试点,构建“国家统筹+省 级推进”模式,有效推进“职教高考”制度。“职教高考”应注重保持高考的严肃性,“文化素质”测试可以 采取全国统一考试或省级考试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的形式实施,职业技能测试可以采取省级层面统一命 题、统一组织的形式开展。

三是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畅通学生发展渠道。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健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 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由于职业本科学校建设尚无先例可循,很多地方和院校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建议国家层面继续强化宏观指导,全方位支持职业本科学校出新经验、新路径、新模式,尽快完善职业本科相关管理制度,部省共建职业本科,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支持部分“双高”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

(四)  优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

首先,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从法律、政策、资金、项目、人员、土地、信用、就业等方面加大对职业学校的扶持力度,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部省协同推进机制,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夯实职业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统筹推进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协调发展。努力让教育资源全程伴随每个人、让教育成果平等面向每个人、让每个孩子都能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其二,弘扬正确的职业教育理念和人才观。宣传部门要倡导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用科学、现代的教育理念和人才观,报道职业教育和职校青年的成长,突出技术、技能和工匠精神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报道职校学生在各种技能大赛中的风采,传播大型国企和世界著名企业尊重蓝领技术员工的故事,让全社会“看见”职校青年阳光向上、脚踏实地、奋发进取的新时代新青年形象。注重对职业学校的正面宣传和推介,挖掘职业学校的宣传典型,提高职业学校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三,积极提升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提升以职业学校毕业生为代表的产业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保障合法权益,改善技能型人才的薪酬待遇,维护产业工人的尊严。营造尊重技能、尊重技能型人才的社会风尚,改变对技能型人才的歧视观念,摒弃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优化技能型人才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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