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中国处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更多的是对优质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对教育的要求也就要比以往更高,而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同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肩负的历史重任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反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到来是必然的,事实也证明这次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亟待进一步完善。这里就谈谈我自己还很不成熟的一点看法：
一、明确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我国课改大厦的奠基工程,只有保证了这个工程的质量,才能有建立在其上的坚实大厦。
在我国,第八次课程改革,也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而这个理论基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必须是经过反复论证的,是经得住考验的,能真正解决实践中老师和学生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而是课程理念的创新与深化。”
现在,值得我们特别是广大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思考的问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有着不同的答案：“建构主义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现代课程改革真正的挑战不是古典主义者依据理想的知识标准所开展的批评,而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使知识接近社会经验的课程革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在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我们又能隐隐约约见到杜威的影子。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显然,人们对这一问题还不是很清楚,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进行教育改革必须要思考的,它是教育改革进行的理论前提,只有保证了这个前提,才能顺利开展改革工作,否则,就会造成方向的迷失。
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采取渐进的方法,不能用革命的办法
任何改革都不能中断它与历史的联系,教育改革更是如此,它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并存的过程。我们要防止在创新的过程中忘记继承,造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状态。
三、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标准、教材的编写应慎重
课程标准和教材的编写在这次课改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其编写的好坏影响也很大,对这项工作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这个问题就在于无论课程标准还是教材的编写都不能平地楼台,任何改革都要吸收本国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教育改革自然也不例外,它不能切断与历史的有机联系。作为这次教育改革重点的课程改革,编写课程标准和教材也要本着这样的原则,否则,完全推翻传统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另起炉灶的做法难免会重蹈历史覆辙。1958年我国进行过一次“教育大革命”,紧接着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脱离了我国当时的历史国情,从而给中国的教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正所谓历史可鉴,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我国再度兴起的教育改革在借鉴历史上中外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要铭记改革决不是革命。
四、应放慢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步伐
教育改革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除了要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它也需要时间上的保障。在教育改革这件事上操之过急,很可能就会降低教育改革的质量。虽然在我国课改开始前,为了保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科学、有序、高效地展开,教育部开展了各方面的调查,并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工作,但从下面这些数据与比较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这次课改工作进行得还是有些仓促。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些国家教育改革的一个共同点———改革时间周期长。笔者理解之所以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进行教育改革有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原因：(1)从时间上来说,教育改革是关乎孩子的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事。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每个孩子在学校里受教育的时间是有限的,而这段时间内的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在进行教育改革时,需要非常的慎重,否则,造成的不良后果也许并不止一代人。对国家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英国教育家洛克曾说过：“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2)从空间上来说,教育牵涉的范围是很广的。教育就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它涉及到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学生、老师、家长、管理部门都是这台机器的各部分零件;同时,教育也是一个国家不容忽视的大事,是人们关注得最多的事之一。因此,如果教育上有任何的重大错误,其影响范围之大是不可估计的,当然,对其进行改革就要格外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