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职教体系，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的职校生都培养成硕士、博士，我们要警惕职业院校的过度升学倾向。”说起职业教育，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胡卫显得有些忧心。
2014年对职业教育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在时隔9年后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打破职教发展的天花板，建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内容。但多名委员在调研中发现，这个好政策在有些地方却走了样。比如，一些职业院校借这个机会忙着找关系，升级为本科；一些“3+2”、“3+4”项目过度追求中职和大学应用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的衔接，追求职业教育学生学历水平的提升，而忽略了职教本身的特色。
胡卫认为，过于强调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衔接与贯通，过分拔高职业教育学历，可能会导致职业学校成为类似普通学校一样的升学教育，从而削弱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失去职业学校的办学特色，“这与现代职教体现建设的本意南辕北辙”。
委员们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胡卫给中国教育报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台湾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现象。1998年台湾中职升学率只有24.76%，到2008年中职升学率高达86%。升学率满足了中职学生的升学愿望，但盲目追求“高学历”，直接导致一些职业学校走向了学术化。而职业教育一旦与产业需求脱节，学生就失去了就业竞争的优势。后来，台湾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重新扭转了升学的倾向。
职校生过于追求升学，是人才培养的一种浪费。民生教育集团董事长李学春认为，职业教育的结构层次必须与区域产业技术水平相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不是学历的升格，而是与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升级相对应的升级版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关键并不在于解决“文凭”问题，而是要解决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上与企业、市场的脱节问题。
一些职校专业设置滞后，教学内容陈旧，是委员们更忧虑的问题。
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委员抱怨说，他根据自己企业的需求，曾给某职业学校开了一份专业清单，要求他们“照葫芦画瓢”培养人才，因为这份清单是根据毕业生的“短板”提出来的，但学校却怎么也开设不起来。最后，只好放弃与这所学校的合作。
胡卫在某省调研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当地的产业已经升级为中高端服务业，但那里的学校还在教学生铺桌布、摆茶杯。
四川现代教育集团董事长苏华委员认为，许多体制机制障碍造成校企难以“合拍”，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报批，招生和就业要计划，想从企业中聘请工程师担任“双师型”教师，但这些人因学历、职称、身份等问题进不了学校编制。“这些问题不解决，校企合作难免表面化”。
职业教育与市场最贴近，需要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更需要管理部门具备现代管理意识，提高治理的能力。
胡卫建议，要尽快完善、修订职业教育法，清理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规章制度和评价标准，真正实现依法治教。政府要集中精力做好顶层设计，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给学校充分的自主权，让他们在市场中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
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委员认为，发展职业教育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相关部委、行业、企业都要参与进来，为职业学校开绿灯。针对管理滞后的问题，他建议，相关部门要共同建立职业教育发展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就职业教育和人口变化、产业需求进行关联性分析，发布人才报告，指导学校办学。
《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1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