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志辉 李涛
命题一：建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何以紧迫
改革开放30年来过度依赖第一、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产业结构需要向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其背后的核心是要全面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日常消费能力，与之相配套的首要因素则是提高单位时间内劳动力的技术含量和生产价值。
在新阶段，需要加快升级换代的“中国模式”的核心命题，也正是普通公民个体自身劳动技能水平的全面提高。与新兴产业链和最广大社会成员最为紧密关联的职业教育，无疑将在其中扮演革命性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创造”这一时代诉求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性化建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职业教育发展中所长期面临的产教脱节、市场滞后、培训低质、观念落后、社会诟病、管理低效等重重危机也亟待自我革命与外部改良。由此可见，建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十分紧迫，而其当下的核心则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建构。
命题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何以可行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考虑四个核心层面的问题：
一是治理主体问题，即“谁治理”的问题。职业教育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的庞大系统，它不仅是政府和学校的事情，还包括企业、行业、社区、家庭及“相关市场主体”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因此，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首，就是要立法保证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中的合法性，确保强势主体对其他主体诉求的及时回应和有效调试，赋予多元主体在法治保障范围内合理的可问责和可评价权利。
二是治理方式问题，即“怎么治理”问题。传统的职业教育体系存在“单向管理”和“多头管理”并存的症结。“单向管理”主要是指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个环节中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管、办、评三者互不分离，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建设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企业主体一方面难以招聘或订制到高素质的契合型劳动者，而要靠自身培养合适员工，提高了成本，加重了负担；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人才培养中，而国家日益增加的职业教育拨款又进一步强化了职业学校行政化办学思路，从而导致企业参与的“挤出效应”。“多头管理”主要是指在行业与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越位或缺位的交叉或无主管理，凡有利可图之处，如资格认定、考级收费等，则各主体都尽其所能将之揽入怀中，但无利可图或吃力不讨好之处，如长期性的经费投入、无利的常规管理等，则各主体都会尽量推诿或低度参与。基于此，治理方式层面的改革不仅仅要求多元主体都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来，而是要寻找到各主体积极参与和有效参与的利益平衡点。
三是治理结构问题，即“治理什么”的问题。主要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前者主要是完善职业学校的治理结构，提高自主办学和高质办学的能力，后者主要指建立健全治理法律结构、治理资质结构、治理信誉结构等。其中治理法律结构指明确职业教育中各组织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治理资质结构主要指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标准设定、目标预计、政策达成、督导程序等要素通过何种网状结构得以有效实践；治理信誉结构主要指学生就业率、企业用户满意度、家庭认同度、社会影响力等的排名，和师资认定、课程评价以及理论学习、实践学习环节中的过程评价等因素如何达成合理共识。
四是治理评价问题，即“怎么知道治理得好不好”问题。包括同行评价、企业评价以及社会评价三个层面的公共性意见，其中社会评价需要学生、家长和媒体的共同参与。
命题三：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三个核心维度：
一是治理的咨询决策能力的现代化。
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子能力：一是决策的科学性能力，这就亟待建立职业教育发展多维度、全方位、公开化和真实性的数据库，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高现代职业教育公共决策的分析能力和治理水平；二是决策的有效性能力，中央政府不能也不需包办所有的公共决策，而要艺术性地适度分权。很多决策若交给地方政府或学校、行业、企业，决策的有效性会更高，并能提高决策渐进试错的能力。三是决策的民主性能力，决策不仅是政治家的事情，也是当事者、学者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事情，如何生成决策治理的民主机制、畅通决策治理的渠道，是决策民主性能力研究的核心要素。
二是治理的智能纠错能力的现代化。
它也包括三重子能力：一是自我发现错误的治理能力；二是自我调适错误的治理能力；三是错误合理兼容度的治理能力。
三是治理的高效运转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的结果不是导致职业教育运转的低效率，更不是诱发新的混乱，相反，善治是在制度理性化、方式民主化、过程法治化、程序透明化、手段文明化、结构网络化、技术现代化、结果可预期化的实践中达成目标推进的低阻力和高合作，从而保证职业教育事务的高效优质运转。
（邬志辉 李涛 为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