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理论上势在必行现实中寸步难行
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教育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在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第二个是严重的应试教育。第三个是教育行政化，就是体制对教育的束缚。
我们对于教育改革的希望非常高，也不断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划，发出各种各样的号召，但是教育改革理论上是势在必行，现实中是寸步难行。什么原因？我想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并不完全是政府的一纸文件、一个号召就能够实现的，它有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个是形成一种关于教育理想的共识，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很多人都对现在的教育不满，但是对于我们向何处去并不是很清楚。很多家长的观念是功利的追求，只要我的孩子能进重点学校就OK了，进重点学校就是我们的教育理想吗？清华北大就是我们的教育理想吗？显然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无须改革，所以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个需要反复讨论的问题，从而确定我们的追求方向。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探讨教育改革现实的机制、动力机制。它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教育能改变吗？对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心中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改变是毫无疑问的。而为什么没有改变？如何改变？这个问题在当前的中国非常现实、非常迫切。
起跑线上的竞争工具化、功利化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更新我们的教育文化、教育软件。我们的教育已经在整体上进入了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经济和网络的时代。但是我们从一些表现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的体制，教育的软件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精英教育阶段。我们的软件并没有相应地更新，所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时代的新的价值。需要恢复常识、正本清源，首先是教育的正常化，然后再追求所谓的现代化。
家庭教育中如何做父母、如何教育子女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教育的问题不仅来自于政府、来自于学校，同样来自家庭。家庭教育基本为应试教育所绑架，家长只知成功不知幸福，甚至不惜以牺牲儿童的身体健康，心智的健全为代价追求所谓外在的成功。
学校中的反教育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在脱离了高度政治化的教育以后，马上陷入了高度工具化、功利化的教育。
所有的家长、老师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咒，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吗？起跑线上的竞争导致了中国家长集体的焦虑和疯狂，而这种焦虑伴随着商业化的鼓噪而更加加剧，伴随着课外培训市场的火爆。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起跑线上的竞争对孩子是毫无意义的，而只有对刘翔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只有对短跑是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在起跑的时候快几步、慢几步、快几圈、慢几圈都不是关键。中国的孩子要避免这种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命运，我们需要比较的不是某时某刻可以炫耀的成就，而是一个孩子终身的成才和幸福，这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在现实中会迷失这个价值，他认为今天上一所名校，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是最重要的。这种教育是贯穿着他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的。就是以同桌为敌人，完全没有包容理解、宽容的精神。
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其实是认识你自己，发挥自己的特长。有一个老师用木桶理论，讲要把你的短板补齐，但是教育不是灌水，教育真正需要的是培育你最强的那个神经，把你最擅长的事情做得最好，而这种观点获得了最新教育学研究的支持，就是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能理论，他把我们过去偏重于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这两种智能拓展为八种智能。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一个精彩的自己，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培养个性和转变“丈母娘经济”观念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话，那么还有同样重要的一个命题，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我们在最近这些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当中看到了很多异类的身影，这些人就是从小被认为是绊脚石的差的学生，但他们的兴趣是成就他们的极大作用因素。
在我们过去强调集体主义计划的教学当中，个人的兴趣是无足轻重的，你只要上个好大学，国家给你安排一个工作。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只要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铁饭碗就算完成任务了，但这是对真正人才的极大浪费。我们很多的学生，考大学的时候一片茫然，不知道我真正爱好的是什么，想要做什么。大学毕业了还是一片茫然，不知道何去何从，接着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了还是一片茫然，他们实际上经过了20年的教育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真正适合干什么，真正喜欢干什么，这是非常可悲的。
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教育者，作为一个家长都需要非常非常地重视。而这种对个性的培养和发现，恰恰是家长的责任，是学校教育不能代替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学校面对成百上千个孩子，一个班主任面对几十个儿童，他只能进行共同性、基础性、一般性的教学，而对于每一个孩子细微的变化和他个性的认识和培养就是家长的任务，在这个方面很多家长是失职的。
我们同样要转变的价值观念就是从科举教育时代遗传下来的望子成龙、出人头地、读书做官、“丈母娘经济”，有房有车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他们的人生悲剧不仅仅是从小被驱赶到应试教育的狭窄的道路上，他没有乐趣，没有快乐而言，还有就是当他终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的时候，又被“丈母娘经济”逼到了追求有房有车的狭窄的人生道路上，一结婚就要你买房，就要成为房奴等等，非常可悲，没有给一个孩子留下一点去实现他的理想和梦想的机会。
制度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教育改革的认识，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关于教育能改变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流行的理论，比如说制度决定论。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子系统，所以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制度之外，也就是说，教育的所有问题稍微推导几步都可以推导到体制性的问题，行政体制、官本位等等。所以很多人的态度只能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体制变革。当然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体制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了几十年还要继续等下去，怎么办？因为这个整体性的体制变革什么时候到来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上帝决定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真的是毫无作为吗？
我觉得这种制度决定论或者叫总体决定的思维，就是说希望一次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变革，改天换地、旧貌变新颜，这个想法本身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特别真实的，因为整体性的制度变革需要一个技术性的力量。它并不会从天而降，实际上它是社会各种力量生长和博弈的最后结果，而这种整体变革的思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解除了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把每一个公民变成了看客，我只要批评和等待就可以了。你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就是等待变革，这种认识论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环境决定论。刚才讲教育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在大环境没有改革的时候，要求教育自我完善也是不可能的，包括腐败问题，教育腐败、教育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在教育领域的一种折射，在存在严重差距的情况下，要求教育本身洁身自好不现实。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特别认识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就是因为教育它跟其他的经济系统的确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源泉，人力资源的源泉，所以源头活水如果被玷污了，后果其实更为严重，所以一方面教育不可能完全地洁身自好，一方面对教育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仍然是必要的。
尽管上述决定论都有某种合理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跳出了决定论的实践。我们看到在很多无论是地方政府、学校，还是体制内外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不需要等待超人力所能及改变
我们可以来初步归纳一下行之有效的教育创新的路径：
地方政府的教育创新。地方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义务教育的管理权是在地方，是以县为主，所以理论上这个县的教育官员有改革的理想，有改革的行动力就可以有效实现你的抱负。
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个人。我觉得具体的教学模式能否复制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还是我们讲的教育家精神，勇于改变现实，在具有很多约束的、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下还是能够有所作为，这就是真正的教育家。
对外开放促进教育创新、社会组织促进教育创新、互联网促进教育创新、企业促进教育创新。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途径如果归纳一下的话，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整体改革，而是自下而上的分散的、局部的、草根的、自主的改革，我们要特别认识自下而上的改革为什么是重要的，几年以前比尔盖茨投资拍了一部教育纪录片叫《等待超人》，其实比尔盖茨面临的问题跟我们是一样的，他讲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互联网时代，但是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按照工业化时代传统模式来缔造的，完全不符合现在的社会需要，怎么办？我们总是希望等待一个超人出现，来破旧立新，但是等不到，等不到这个超人，一个有效的社会变革并不是靠一个超人，一个强人，靠一个从天而降的新的力量来改天换地，不现实的，还是要立足于现实做力所能及的改变。他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华盛顿特区聘用了一个新的学监，是一个韩国人，他进行的艰苦的学校改造，讲的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造。
要特别重视自下而上的改革
日本著名的教育学者佐藤学出了一本书《宁静的课堂革命》，有的翻译成《静悄悄的革命》，他认为发生在教育内部的变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是从一个一个教室当中生长出来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点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一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促进教室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最终使学校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
这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命题，在官本位、行政化的体制下，我们的教师和校长真的是毫无选择，无所作为的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即便在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下，校长还是有很大的施展空间。同样一个老师对他课堂上的几十个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你少布置10道题，你多表扬一下学生，让学生每天多玩一个小时，多睡一个小时，需要中央体制改革才能够完成吗？都是学校和家长、教师可以做到的。最终形成一种所谓学习化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就构造了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土壤。
对教育改革而言，它是知行合一，行胜于知。这是陶行知的名言。由于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要特别重视自下而上的改革，重视自主制和自发自觉，这跟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原理是一样的，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超复杂的系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计划、规划它，相信市场的自发自觉，相信企业家的创造性，最后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境界。
超越“总体解决”的思维，走向力所能及的微改变、微公益、微变革，这就是网络时代给我们的启示，网络时代的学习方式和生存方式，也是我们在新的时代社会变革的力量。
(本文来自《南方都市报》，是作者2014年4月20日南都公众论坛演讲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