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育、育体和人体科学

１　李岚清副总理在第十期《人民教育》杂志撰文说，一度我们的教育方针，曾提过“德、智、体、美、劳”，后来为什么在《纲要》中恢复了“德、智、体”的提法？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属于我们党的重大方针，已坚持多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已为教育界，甚至全党全民普遍熟悉和认识，应该一以贯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美育和劳育。德育的范围很广，应该包括美育，劳育也应当包括在德育和体育里面。［（１）］
　　我以为这里传达了这样一些信息：其一是中央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应当一以贯之。实际上德、智、体为教育“三大纲”的提法早在清末就已传入我国，被我国教育界认可，以后从民国初年到毛泽东为我国确立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并列为《宪法》条款，实在有其久远的历史实践。而且，也是世界诸国教育的方针和共识，实在不宜改变，应当继续坚持，并加以重新阐释。其二，是在我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教育的功能有所变化，应当适应历史发展的需求，对德育、体育的内容，加以研究而变化之。其三，从体育内容看，应当把劳动教育的若干部份加入之，这就要引起体育观念的改变，要突破旧的体育模式或框架，特别要突破体育就是Sport的框架，从更高的视界重新审视体育，要树立大体育观念，拓展体育领域，改变体育认识，改革体育教学体制，深化体育教学改革。也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体育。
　　２　我们的教育方针（主要是学校教育）特别强调“全面发展”，对这个“全面发展”许多教育家多次作过阐述，不再征引。我以为从人的哲学角度看，所谓全面发展，无非是使受教育者具备正确和有效地进行人的活动的能力。从哲学看“现实的人是活动着的人，人的活动构成人的存在的形式”，“人的活动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方式”［（２）］，人类的所有生活、生产、政治、文化、外交、内事等等各行各业，归根到底无非都是人的活动。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进行人的活动，并使之获得最佳效率，就必然是教育活动的任务。人的活动本质上是社会的人的活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体或群体的人，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及其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确定个体或群体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目标，并在社会联系中去实现，这些应当是德育的任务；为了实现活动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包括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传授和养成，应当是智育的内容。在人的活动中，有了目标和手段，还必须通过人的这个主体把两者联结起来，人运用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去实现设定的目标或目的，这才是人的活动。在人的活动中，人的主体功能居于关键的位置。也就是说，从人的活动结构来看，人的物质生命体是一切活动的基础，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体现为人和精神肉体的运作和运动。因此，人的活动的效率必然要取决于人的物质生命体的结构与功能的优化程度，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效率同人的主体状态或主体的功能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所谓人的主体功能态，无非是指人的自身物质、精神和心理的内部结构及功能，在环境变化中的适应状态或程度。要使人的活动获得最佳效率，一定要把人的主体功能态调整到最佳峰值，就是要调动和发挥人的生命体的最佳效能，在运动竞赛中叫做最佳竞技状态。任何一项活动如果不能把人体的精神和躯体的功能调整到最佳状态，就难以获得最佳效果，而人的主体功能状态的优化程度则是长期培育和训养的结果。人的主体功能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优化的自身自然物质基础，即优化的人体结构；二是发挥或挖掘人体潜能的优良技术。因此，我认为从人的哲学角度审视体育，那就可以说，德育主要解决的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确定活动目标的问题，智育主要解决的是人的活动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的问题，而体育则主要解决人的主体状态的培育、强化和优化的问题。应当说，在教育宏观大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功能的培育乃是具有关键性的环节，没有主体功能的优化，很难有优良的活动效率。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没有优良的人体活动能力，没有优良的主体功能状态，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不会有强大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在教育大系统中实在有其十分重要的位置。
　　３　对于体育本质的认识，也经过一定的过程。记得在本世纪２０年代，蒋湘青先生有篇文章，叫做《体育究竟是什么》，讲到“体是什么？照习惯说，就是肉体。按解剖学讲，就是骨骼、肌肉、血液和神经所构成的有机体。育是什么？就是养育的意思。由此可知，体育的范围极广，凡是以强健筋骨、发达神经，涵养德性的，都可纳入。”［（３）］蒋湘青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体育的实质就是育体，就是对人的生命有机体的有目的的养育。这个“育”字极其重要，必须正确理解。蒋维乔先生在７０多年前的《我的体育观》文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要问我国的体育家，在实施体育的时候，究竟在这育字上面，有十分领会么？”［（４）］现在我们似乎也仍然可以问，我国的体育家究竟在“体育”两字上有十分领会么？
　　我以为所谓“育”，是人类的一种为实现目标的前期准备活动。“育体”活动的对象是体，人体，人的活的生命体。现在看来，对这个体的理解，应当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加以新的认识。我们说的“体”，是人的活的生命体，按系统科学的理解，就是活的人体生命系统。这个生命系统由数十亿的因子组成，构成一些次级子系统，如生命复制系统、生命体运动系统、信息反馈调控系统、自我保护系统等等，是一个由众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一个生命功能的复杂结构体。所谓“育体”，就是要保证这个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发展。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要保证这个生命系统按其自然本性而正常发育、成长，避免畸变伤损，园满地实现生命全过程的预求；二是保证这个生命系统按照人类社会的需求，发生相应的变革，在体质、体能、体型、体力等等方面发生合乎目的的变革，强化或优化，适应不同形态人的活动的需要。概而言之，就是对人的主体功能态的定向培育，既包括对生命系统的合目的趋势的养护，也包括对不合目的趋势的变革。
　　４　可以说，“育体”的目标或任务，就是通过有目的的培育活动，使人体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保持或达到预期的优化目标。既然育体的对象是人自身生命系统，那么它活动的依据或指导就应当是人体生理科学。蔡元培说：“体育者，循生理上自然发达之趋势，而以有规则之人工补助之，使不致有所偏倚。”［（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也说：“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为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６）］这些都说明体育或育体的科学依据和指导是人体生理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群。在现代的科学体系中，体育或育体的科学依据和指导则应当是人体系统科学或人体科学，就是钱学森教授所倡导的人体科学，也就是说，新的体育观必须以新生的人体科学为基础。
　　所谓人体科学（Somatic Science），钱学森教授说，“人体科学就是研究人和人在客观环境中所处的功能态的学问，包括中医（也包括中华各民族的医学，如藏医和蒙医等；即在《宪法》第２１条中所讲的“传统医学”），也包括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及其它可汲取的许多东西，把这一切统统汇总起来称之为人体科学。”［（７）］人体科学把人体视为包涵在宇宙这个超巨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这个系统的特点：第一，认为人体是一个数目多达数十亿的多元、多因素组成的巨系统；第二，这个巨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体；第三，这个巨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同环境之间进行着不间断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流；第四，这个巨系统是在复杂巧妙的反馈调节控制系统严密调节和控制之下，进行有序生命活动的统一体；第五，这个巨系统的活动是由意识控制的整体功能活动，这种整体功能活动表现为具有内稳性的不同的人体功能态；第六，人体功能态是人体科学的研究中心。［（８）］总之，人体是一个高度自控的开放巨系统，这个巨系统在同环境三要素输入输出的交流中发展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功能态，人的活动实质上就是人体生命功能态和工作功能态的表现。
　　根据人体科学原理，体育或育体活动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高度自控的开放巨系统，育体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巨系统的本身规律促进和保证其结构和功能的定向优化。一是要保证这个巨系统在不同生命阶段上的功能优化，二要保证这个巨系统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和谐适应，三要保证各种工作功能态的最高效率，四要保证各种不同特点的具体形态的巨系统（如残疾态等）的功能效用等等。总之，从根本上保证人体生命巨系统同外界环境诸系统关系的和谐协调，也便是天人合一、人天和谐，这是育体的最高目标。这说明，其一、育体是一个贯穿人体生命全过程的活动，就是所说的“终生体育”，其二、育体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活动，也就是“全民体育”，其三、育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综合工程，绝不可理解为仅仅是运动比赛、体操跑步、气功打拳等人体运动可以成功的。因此，我们从人体科学的视界来审视体育，就必须把体育从旧的狭小框架和模式中解放出来，变成一项多因素综合性的社会工程或生命工程，把旧的体育观念转变为大体育观念。
　　以人体科学为依据的体育活动，就应当：①、把人体巨系统视作环境大系统中的一个因子，这个因子的活动必须同环境保持相应的平衡或和谐，人必须同环境适应、同一；②、人体功能的变化必须是在同环境三要素的交流中才能实现，没有超越平衡的输入和输出，功能态就难以实现跃变；③、强化或优化人体功能态，实质上就是科学地控制人体和环境的三要素的交流量和程序；④、控制三要素的交流程序和量，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因为三要素的具体形态千变万化，包括食物、气体、水、致病菌、运动、娱乐、环境、人际、劳动等等。因此，要保证人体功能优化发展的体育活动，就应当以人体科学理论为指导，遵循其规律而运作。
　　５　按钱学森教授的设想，人体科学是一个比较大的学科群，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