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均衡发展，我总会心潮起伏。这是一项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动态发展的持续工作，个中滋味五味杂陈伴随了我整整30年。教育均衡发展的历程既映射着时代前行的印记，又面临着永无止境的新矛盾、新问题。
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道路上，上海在全国起步较早，也走得非常艰辛。在我刚进机关工作时，很长一段时间联系农村教育。20世纪80年代，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与市区学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86年，上海率先颁布了义务教育条例，把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作为考量政府是否作为的重要职责，正式吹响了上海促进均衡的号角。首先启动农村学校危房改造，然后是陈旧校舍改造。1994年，上海明确提出“建一流城市、创一流教育”的目标，市委、市政府决定投入巨资在全市更新230所薄弱中小学，这意味着上海改善办学条件的“均衡”思路由零敲碎打转向集中财力、物力实现整体突破，而且设计的蓝图“先一步，高一层”。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海市郊县彻底消除了设点分散、管理粗放、师资薄弱的村小，全市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焕然一新，向上海老百姓递交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今天说起走过的这段路程似乎很轻松，其实在那个物资缺乏、资金不足、经济拮据的年代，要完成这样的政府工程是非常艰辛的。比如，要更新薄弱学校，可是真正薄弱的学校究竟在哪里？领导很难看到。怎么办？我们动用有限但又是在当时数额不小的费用，组织起18支队伍，租赁了18辆面包车，配备好拍摄录像的设备，悄悄开进了上海18个区县进行“暗访”，拍摄下各区县条件最为艰苦、办学最薄弱的学校现状，剪辑成20分钟的视频短片，在市教委办公会议上播放。这个配有数据分析、有现场感、有实证案例解说的短片，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说服力，打动了所有的领导，会议当即拍板投入数亿资金彻底解决农村村小问题。
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轮的教育均衡推进与飞速发展的上海经济社会同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薄弱学校更新，完全与上海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态布局调整相结合，而90年代末期的农村村小取消，又完全与农村城市化进程相联系。这个阶段的“均衡”是有一把统一的可测的“标尺”的，那就是通过物资和资金投入，从入学机会和办学条件上确保每个孩子拥有基本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薄弱学校更新任务完成之后不久，我离开基教处长岗位，担任督导室主任。这一阶段我看到了更多的学校，同时也感受到办学条件改善后的上海教育出现的新问题。当以前令我们犯愁的经费投入和办学条件改善等问题变得比较容易解决的时候，为什么社会对教育均衡的要求反而更高了呢？为什么那个时代老百姓对面貌一新的学校能表示出满意，而现在条件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的整体差异明显缩小了，可老百姓却对教育越来越不满意了呢？
到芬兰考察的经历给我反思这些问题的机会。芬兰的教育质量和均衡水平是世界公认的，然而这种高水准的均衡中始终渗透着个性化教育和评估。最终每一个学生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是不同的，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起点、学习节奏和学习风格都不一样，为不一样的学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让每个学生在自己的起点上获得适合他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是简单划一的政府资源分配，这或许才是更深层次体现公平的教育均衡。
芬兰之行给了我深深的触动，我体会到均衡发展的命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要义。尽管政府配置资源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进行动态配置调整，但是资源配置的富足到了一定程度会表现出人们对物质配置水平的不敏感性，而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的交流，因此，只有能够关照到人的心灵成长的学校才会更优质；同样，人的因素是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要提高教师队伍质量，保证教育的均衡发展，也不是将现有的教师平均分配，而是要唤起每一个教师对学生个性的充分关注。
均衡发展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过程。上海已经走过了“均贫富”的发展阶段，教育机会与办学条件基本保障后，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心不再只是教育事业的规模与受教育者群体的扩展，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同等受教育权的实现，就是对教育内涵、办学质量的关注。由于每所学校的文化传统、师资力量、管理水平、生源基础都不尽相同，致使学校间的办学和质量水平都有差异，因此，从用一把标准尺子衡量办学水平到用多把不同标准的尺子衡量不同学校的办学质量水平，是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对均衡发展的新理解，当然“办好每一所学校”则始终是上海任何时期均衡发展的题中之义。
教好每一个孩子，表面看是不太现实的，仔细想来却是科学的。这些年，我们通过实施“新优质学校”项目，探索如何用不同的尺子衡量不同的学校。我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聚焦课程与教学这个改革的核心，不断提高教育效率，为全体适龄儿童、青少年的适性发展创造条件。上海基础教育正在追求更加优质的均衡新境界，像虹口区柳营路小学、普陀区洵阳路小学这样的“新优质项目学校”从研究学生出发，关注学生作为生命体的精神成长；这些学校回归教育本原，把育人放在首位，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试想，10年、20年之后，当这些孩子走向社会、为人父母、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学校从改变习惯开始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这也是我，一个教育行政工作者最大的欣慰。
（作者系上海市教委原巡视员 尹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