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继续增加。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举措，加大薄弱学校改造力度，实行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公办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上海市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抱团发展、优质共享，推动骨干教师柔性流动，实行教育教学资源分享，组建学校共同体。一系列改革举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大量涌现，不一样的学校一样的精彩，公办学校底座大大提升，城乡之间、区县之间、校际之间差距缩小，教育公平化、均衡化大大提高。
二是“择校热”有所缓解。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期评估显示，通过合理划定招生范围、规范入学手续、实行阳光招生、推行免试就近入学，“择校热”已逐步降温，推进教育公平取得重大进展，教育改革经验受到海内外充分肯定。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办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上海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方面的两轮测试中蝉联榜首。来自世界银行和30多个国家的教育官员到上海“取经”，分享上海基础教育发展经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参观农民工子女人数占比达40%的上海蔷薇小学后，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赞上海的小学办得好，充分彰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卓著。
眼下，虽然“择校热”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择校仍然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既有教育系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对于其艰巨性、长期性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首先，学历文凭仍然是改变身份进入高阶层的门槛。择校的内在动因是家长希望子女通过接受优质教育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文化资本愈高，所能得到的荣誉愈高。文化资本包括文凭特别是名校的文凭已成为公民进入一个更高阶层的门槛。在此背景下，好学校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渠道，名校的一纸文凭俨然成为迈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入场券。
其次，互联网兴起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膨胀和碎片化，使得家长在微信群、QQ群传递信息、互相交流的同时，也加剧了自身焦虑情绪。面对铺天盖地不明真伪的信息富矿，看到不同人群的育儿经验，眼花缭乱的信息爆炸，家长们往往不知所措，愈发焦虑恐慌。众多家长不是从自己的孩子特点出发找到合适的教育方式，往往是看别人家的孩子，盲目攀比，千方百计抢先出发，担心屈居人后。显然，被网络裹挟的家长，客观上也助长了择校热。
同时，大量非学历教育培训产生推波助澜的影响。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扩张愈演愈烈，许多打着义务教育延伸培训的旗号，宣称“提优补差”，承诺孩子能够进入名校，对学校教育造成很大干扰。有的培训机构举办“奥数班”、“重点班”等，有的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达成协议，其考试证书在小升初、初升高时能得到优质名校的认可，造成参加补习者趋之若鹜，助长社会上“分分必较”和“生生比较”的现象。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联组会议，在回应发言时指出，基础教育减负是老生常谈，还要谈，要常抓不懈，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不止，直至把问题解决。治理“择校”顽疾，正是需要驰而不息，久久为功，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要大力提升公办学校办学水平。名校和名师效应是家长择校的外在驱动力，缩小义务教育校际差距是解决择校问题的关键。要大力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增加优质公办学校学位，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在质量上更有竞争力。例如，广东省实行“一对一”优质学校对口帮扶农村学校的“千校扶千校”行动计划；浙江省全面实施教师校长交流制度，每年有不低于15%的骨干教师参与交流。
另一方面，要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鼓励民办学校特色发展。目前“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房择校”现象依然存在，折射出解决择校难题的关键并非限制受教育者的选择，而是增加优质资源。美国政府针对择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包括创办特许学校、磁石学校、实施教育券等。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应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扶持民办学校特色发展，走差异化办学道路，激发公民办学校间的良性竞争，以促进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教育需求。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专职副主任、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