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有非常清晰的定位：“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这个定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教育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基调。今天现场这么多人一起探讨当前教育及学习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策，非常有意义。
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学制。这个学制其实跟今天大家所熟悉的教育体系有很大一致性。主要是因为公办学校教育在60多年当中没有太大变化。为了解决当时人口八成是文盲的问题，需要尽快设立工农补习学校，那时也恰恰是私立教育被清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时间，主要是公办教育在提供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生巨大变化，目前大中小学普及程度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达到全球中上等国家平均水平，为人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毛入学率相比，学前教育和小学初中没有明显差距，高中阶段低不到10个百分点，高教还要低30个百分点，所以，我国必须持续推进教育发展，进而搭建全民终身学习立交桥，努力让青少年儿童、中年人乃至老年人都有更多学习机会，才能保障和改善民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今教育和学习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立交桥能搭多宽？之间链接还要等多久？靠公共财政恐怕不够，还要有更多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入教育服务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鼓励引导民办教育做出了总体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关键是教育作为服务业要有序开放。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以三类公平为尺度，大家看到现阶段的体制机制障碍其实都在克服之列。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十三五”期间要让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所以，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进程中，教育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也必须迈上新的台阶。
公益性教育服务供给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个能够凝聚全球共识的文件，分别是1972年的《学会生存》、1996年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以及2015年的《重新思考教育：迈向全球共同事业？》，这三个文件提示我们的是，面向21世纪人类社会的未来，需要寻求教育在公益性和其他属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从公民到政府、再到服务提供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长线需求供给链环，同时，还会有些短线需求供给链环，比如说由公民直接要求服务提供方提供服务。西方国家因执政党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从福利主义到偏重市场化的公共政策，导致在长线短线服务供需关系上形成多种选择。而在三方之间，作为需求方的公民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往往在话语表达和维权等方面处于弱势，很难形成买方市场。
我国政府对世界银行服务分类进行调整，切分为基本公共服务（长线）、非基本公共服务（兼顾长短线）和非公共服务（短线）三类，长线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由财政全额负担，免费提供；兼顾长短线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如公办非义务教育或非营利民办教育，由财政资助、补贴或选择重点购买，保持低收费水平，居民分担适当成本；短线的非公共服务，如营利性教育培训，由民间资本经营、按成本或超成本收费。
当前，全国民办教育学生占比不断增加，总体上接近20%，幼儿园超过55%，在提高国民素质、增进学习者选择机会等方面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校会有些重新洗牌，其效应未来几年会将逐步出现，但民办教育非营利运作应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任何依法运作的营利性教育培训，其实可以理直气壮，没有必要觉得自处所谓道德洼地。
构建逐渐惠及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不仅涵盖现有正规学校学历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包括各种非正规、非学历、非正式教育与学习，预计未来中国人的学习型社会，有些像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下面用基础教育把四根支柱打牢，上面倒伞状就是高中后教育与学习多样化选择的资源平台，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到继续教育，逐步实现协调、混搭、融合的发展。显然，这样的学习型社会，仅由长线服务供给是不可能包揽的，肯定需要营造长短线服务供给相互补充的良好制度环境。
政府与市场的供给关系
在平衡教育公益性与其他属性之间关系方面，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综观世界各国，福利国家实行纯公益教育服务，基本排除私立教育，应该是少数。多数国家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坚守基本公共服务属性，其中少数国家允许设置私立校满足公民择校的短线需求。近十多年来，部分发达国家正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试图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寻求准公益教育、非营利教育、营利性教育之间的平衡。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不断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同时还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包括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清单管理制度和购买服务目录，政府通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精确行为法定边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体制机制关系，将沿着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保护和保障私权利的方向，关键是促使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运营紧密结合。对于市场机制运作的营利性教育，政府宏观监管当然必不可少，但更多需要行业协会的自律、他律、互律。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连续多年占GDP4%以上，2016年更是突破3万亿元大关，同年非财政的社会资金在统计公报中只有7500亿，并没有包括在线学习1000多亿，也没有包含家教补习及各种培训的产值，有材料估计接近1万亿。那么，财政蛋糕3万亿切分了，是不是用得很好？而非财政蛋糕1万多亿能否让学习者满意？都存在不少问题。也许2020年左右，中国的财政教育经费和广义非财政教育资金，分别达到4万亿和2万亿的水平，想一想6万亿，怎么良性运转、和谐相处，提高13亿人学习质量，更好促进教育公平，的确需要深化体制改革、付出持久的努力。
这里，我觉得，促进和规范民办教育服务新业态的发展，将开启一个新格局，而新格局一定要以法治化为前提和基础。这就是我向大家分享的一点体会，也许讲的不对，请批评指正。
（张力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国家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