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红星新闻消息）2022年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向红星新闻记者指出，《职业教育法》颁布26年来首次修订，新版职业教育法是深化教育改革、实现普职融通的一次“全面破冰”，对于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在他看来，本次职业教育法修订所提出的举措，都是针对教育改革当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主张“横向融合、融通，纵向贯通”。对于如何理解新职业教育法，以及如何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建设工作，胡卫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尤其注意：
“协调发展”，不代表不分流，而是根据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家长的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需要，推进整个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
打通职业教育升学渠道，建设职业本科、职业研究生等多层次教育体系，将“断头路”变成“立交桥”；
改变社会对于职业教育就是“社会底层”的错误认知，让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
“五一后取消分流”？
专家：分流还将存在
新职业教育法出台后，部分媒体将目光放在以“协调发展”取代“分流”提法上，主张所谓“五一后取消分流”的说法。
对于这类论调，胡卫并不认同，他指出分流依然会客观存在，变化的部分在于，不再有强制的、硬性的升学比例标准，变“强制分流”为“自愿分流”，“学生都可以选择报考高中、中职，至于录不录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根据胡卫对国内普职分流的观察了解，国内各省市对分流政策不乏地方的硬性规定，“有五五比，也有六四比，也有七三比，都有比例的”。由于这类地方强制政策，普职分流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产生变形——好学生进高中，差学生到职校。
这种分层化现象，导致国内职业教育难以充分发展，更造成家长对于职业教育的担忧，无形中使社会升学焦虑加剧。
武汉的初三学生家长陈岩，就深陷在焦虑里。在他看来，分流进入中职学校，意味着在社会上升渠道中，孩子的人生已经被提前定性，“好像孩子就已经失去她的未来，失去发展的空间，这辈子就这样了”。
陈岩的女儿，刚刚参加完4月的调研考试，准备进行模拟的中考填报。据他了解，本次考试会成为中考模拟录取分数线的依据。时间很紧，按照规定，5月6日到9日就要进行正式中考填报，可陈岩女儿的成绩一直在刚好上线的分数段徘徊。
由于焦虑，近几个月来陈岩都没有睡过好觉，每天的精力都花在联系朋友、考察学校、帮女儿复习上。近两个月，他详细考察了武汉市内的中职院校，尤其部分号称可以参加普通高考的“普职融通班”，但对于师资力量、学习风气以及职业教育升学渠道的担忧，让陈岩最后还是决定送女儿去读普高的国际部，“只有通过花钱上国际学校，让孩子的未来能够有一定的变数。”
陈岩记得，在他1993年参加中考的时候，中专还是热门选项——包分配、包户口。但后来，随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出现分层，中等职业院校在社会中的评价越来越低，其上升渠道也越发狭窄。
新版职业教育法，针对的正是这些实际问题。据胡卫介绍，现在已经有32所高等院校开始试点，通过职业教育高考进行招生，对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合问题，以及职业教育学生的“出路”问题，相应机制都已经在建设当中。
打通职教升学渠道，
“断头路”变“立交桥”
升学，是职业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过去，中职学生要上本科，可以选择的路径十分有限：要么回归普通高考，要么升入大专后通过专升本进行跃升。随着近年来职业教育受到重视，尤其新版职业教育法出台，相应的升学渠道正在不断完善。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史宝君表示，近年来已经开始有本科院校相关技术类专业招收中职学生，另外，应用型本科的出现，也会增加学生们对职业教育的信心。在他看来，进一步建设更丰富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对学生们来说意义重大，“拓宽职教学生往上走的发展空间，读完本科还可以读硕士，读博士，也可以为国家培养更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然而，愿意进入中职学校的学生，相比起普通高中来说依然是少数。
据史宝君了解，顺德的12所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大概是4:6，这种“分流”的局面，在他看来并不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很多家长想自己的小孩去读普通高中，读名校，但相当一部分人考的学校也不是很理想，高考后又会进入高职院校，反而专业技术也没学到、学校又没考好”。
胡卫指出，除了要完善更高层次的教育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普职融通也十分重要，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政府教育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如果片面强调教育类型上的区别，将文化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动手能力教育互相割裂，很可能形成职业教育管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管普通教育的局面。
在他的设想中，普职融通应该是你中有我中有你的教育模式，尤其在中小学课程设置当中，普通教育也不能排斥职业技能、劳动技能的培养，“我们原来的教育是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我们把内容广泛的教育内容狭隘局限于学科教育、知识教育、文化教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试不考的我们就不教，这实际是对教育的窄化。”
要实现普职融通，真正把两个轨道融合起来，在胡卫看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职教高考、普通高考之间互相开放，“普通高中生觉得自己有技能，有动手能力，不愿意参加普通高考，可以参加职教高考。另外，大学工程类、应用型、技术类的专业也可以向职业教育的学生开放，这个才叫融通。”
史宝君则指出，在新版职业教育法中，已经有了对于这种深度融通的政策指导——第十七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以及其他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
撕掉“社会底层”标签，
职教“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
对于普职教育之间的分裂，史宝君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社会的评价体系。
在孩童阶段，孩子对职业的设想和选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想学一门技术，也有的想做科学家，但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引导，孩子们的选择被塑造得越发趋同化。
山西省某重点中学老师指出，只要能够过线，家长都会想尽办法把孩子送进普高，“哪怕去最差的普高，都比职高好”。在他看来，这种观念短期内很难扭转，“就像国家文件写了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的要同等对待，但几乎没有学校和单位会同等对待。”
扭转这些偏见，胡卫认为注定是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如果职业教育仍是“失败者”的教育，是被看不起的教育，是脸上无光的教育，家长们很难愿意把孩子送进这些学校。他指出，要真的让职业教育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共同重视，把职业教育学生的身份问题、出路问题落到实处，让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工资、晋升，和普通教育学生享受同等地位。
根据胡卫的观察，目前就业机会和社会评价的不公平，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巨大阻力。在过去，职业学校的学生培养出来就是个工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事业单位就变成了干部，“现在你看干部当中，普通学校出来的很少，好多干部考评、招聘，第一条就是学历。如果高级职业技能人才的收入比大学里边教授、公务员要高，那谁不去念职业学校呢？”
对此，陈岩也深有同感。在他看来，如果企事业单位增加职业教育学生在招聘中所占的比例，肯定可以起到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使家长们的焦虑得到极大缓解，“立马会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胡卫指出，只有做好对于薪酬制度、企事业单位用人标准制度的调整，才能使职业教育以及普职融通真正迈入新的发展轨道上，“学生确实能够学到东西，还可以继续读书深造，发展有出路，他学的知识能够应用于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帮助，这些才是首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