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朱永新委员提出：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值得鼓励
本网讯（人民政协网消息） 一直以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都非常关注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发展。在他看来，目前，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发展仍然面临审批难、保障不到位、配套政策不健全等瓶颈问题。
“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经过40多年的发展，民办学校尤其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一方面通过特色化办学，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地方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化、选择性、多样性教育的需求。
另一方面，非营利性民办教育以其独特的生机和活力，为公办学校深化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育人机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因此，应大力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发展。”朱永新表示。
他建议尽快出台民办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明确民办教育发展方向、稳定发展预期、引领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在全国民办教育发展总体规划明确的前提下，各地可参照上海、重庆、温州等地制定区域民办教育发展规划的经验，出台本区域民办教育的发展规划，给予有教育情怀的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的举办者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预期。”
朱永新同时提出，地方政府要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有关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用地保障等方面的扶持措施。给予非营利民办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发挥好民办学校灵活管理的优势，鼓励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各项改革，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
关于鼓励中国民办学校“走出去”的提案
案由：
民办教育走出去的意义与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外派机构工作人员子女华文教育的需要。中国各类机构在海外的外派人数不断增加，其随迁子女对优质教育机会的需求也不断增大，比如，2020年外交部的外交官总数已增长达6000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解决各类驻外机构、海外中资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赴海外经商、务工人员随居子女在国外接受汉语教育的问题”。而我国基础教育走向国际舞台的身影寥寥无几，直到2020年9月，首个中国国际学校才在阿联酋迪拜正式成立，这是第一所海外全日制中国国际学校，规划我国基础教育在海外的办学布局迫在眉睫。
（二）教育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动注入力量。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增长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中文和中华文化越来越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的关注，逐渐成为他们培养下一代的优先学习目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华侨华人数量庞大，他们在当地拥有巨大的人才资源、资本优势和商业网络，也形成了“走出去”的巨大市场。两者不仅给教育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机遇，教育也势必夯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文化认识，为“一带一路”的深入和持久增添更持久的力量。
（三）民办学校“走出去”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一是按照WTO的“服务贸易规定”，各国义务教育并不属于成员国必须开放、外来教育机构能获得“国民待遇”的教育领域，因此，公立教育学校走到国外，容易发生意识形态和民事主体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孔子学校，一些外方人士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或属于中国政府的，对孔子学院加以防范和排斥，2019年以来54所孔子学院已经关闭。二是民办学校资源配置，特别是师资配置相对较好，又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和较灵活的体制机制。一些民办学校已经试用一些发达国家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拥有一些外国教师，管理团队中也有一些外籍工作人员，他们到国外容易适应国际环境。
本案建议：
（一）规划民办学校在海外的办学布局。民办学校海外办学的办学选址和区域布局应契合国家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外交与文化传播的需要，兼顾民办学校自身经济利益及可持续发展。国家应从海外战略布局的高度出发，指导民办学校在海外的布局。同时，要考虑到民办学校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对于单独走出去的民办学校，国家应鼓励其选择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对于与企业一起走出去的民办学校，应鼓励其优先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企业发展需要的地方。（二）给予民办学校走出去相关的政策指导和支持。一些校长反映“走出国门难，不知道去哪里、干什么，缺乏有效的境外信息和媒介”。外交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要主动与这些学校对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格局、法律问题、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进行仔细研究，出具相关报告，定期进行信息披露，为民办教育“走出去”提供咨询、指导和助力，教育部对民办学校在海外办学提供优惠的办学资金政策和适当宽松灵活的学校认证政策等。（三）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海外援助。建议在国务院侨办或教育部成立以中国国际学校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国际教育合作协调部门，协调处理外交部、教育部、商务部、公安部、国侨办等部门需要通力协作的事宜。国际教育合作协调部门对海外国际学校办学的选址、基础设施、课程建设、师资培训与招募、市场风向评估、招生宣传、校舍安全等方面予以帮助，减轻海外国际学校办学前期的经济与地域压力。
再看2015年，朱永新先生在《财经》杂志发表的文章
朱永新：民办教育迎来一个良好契机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办教育，改变了政府包办教育的格局，扩大了教育资源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选择性教育需求，推动了教育体制与机制创新，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但是，进入21世纪后，民办教育发展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区，率先遇到了不少体制性障碍，导致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上海、浙江等民办教育标志性省份，民办学校总量在不断萎缩。据上海《解放日报》，2007年至2009年间，上海民办学校三年萎缩三成，由202所萎缩到134所，个别民办学校的骨干教师流失率近50%。尽管民办教育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全国民办学校数量在增加，但实际上新增的多为相对规模投入较少的民办幼儿园，而非中高等教育机构。
环境生态不良之因 造成近十多年民办教育生态不良的根本原因，是民办教育缺乏公平友好的制度环境。民办教育界反映最集中，诉求最强烈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民非”的法人定位，使民办教育政策不完整不配套。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兴民办学校、医院等，有关部门在《民法通则》规定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四类法人之外，创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加以登记管理。由于发展历史不长，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完整，也不配套，导致民办学校的机构属性处于“非驴非马”的境地。税收方面，有些民办学校被作为企业征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但贷款的时候执行的却是事业单位“不得抵押贷款”规定。财务管理执行的既不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也不是企业单位会计制度，而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这种拼装型的政策制度体系，是无法引导和规范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
公平制度环境的缺失，使民办教育发展缺少后劲。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都属于国家公益事业，但在办学实践中，民办学校难以获得财政、税收等政策性资源的支持。以财政扶持为例，上海市对民办教育重视程度和财政支持力度已经属于全国领先。民办高校学生占在校生总数17.5%，2013年市本级财政投入高等教育达186亿元，而民办高等教育财政支持经费仅为4亿元，占比仅为2.2%。深圳市民办学校在校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高达38.4%，2011年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达274.44亿元，而2011年至2013年年均投入民办教育仅5亿元，占比不到2%。此外，现行法律法规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和累积资产视同于捐赠的处置规定，以及虽有合理回报的提法，但“另行规定”一直未能出台的现实，抑制了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积极性。
办学自主权的缺失，使民办学校无法办出特色和质量。不仅是支持的力度过小，而且政府对民办教育也束缚得“过紧”。自主权是民办学校能否办出特色的关键，但是民办学校的招生、专业设置、收费等自主权在实践中几乎都被变相剥夺。招生自主权方面，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民办学校划定招生区域、招生人数、录取标准、招生时间等，将民办学校的招生等同于公办进行管理。许多地区区域保护主义严重，不允许外地民办学校在本地招生或限制民办学校到行政区域外招生。收费方面，民办学校没有定价权，甚至不能够按照成本收费，有关部门通过连续多年保持收费标准不变等措施，把民办学校收费卡得很死。课程和专业设置方面，民办学校也按照公办学校一样“被规范”，特色无法彰显。
改进之途 民办教育遭遇到的发展瓶颈，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目前，《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去年底已完成起草工作报送国务院审定，《民办教育促进条例》的修订稿也已通过国务院的会议讨论。其中明确提出了全方位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原则，要求进一步完善教育、金融、财政、土地、税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制定差别化扶持制度和政策，重点解决民办学校在法人属性、财政扶持、教师社保等方面与公办学校不平等的问题。
我们认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多元评价的良性体系，并通过立法保障实施。应该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第一，以建立公平环境为核心，完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配套制度。按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只是一种形式，分类管理的核心是能够在分类的基础上，从财政、税收、土地、收费、招生、贷款、社保等等方面，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基于公办、民办学校及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之间公平竞争的制度体系。 鉴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现阶段我国民办教育主要特征是投资(出资)办学而非捐资办学的基本国情，民办教育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分类制度体系，应在以下几项基本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1.在价值判断上，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应认识到无论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无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还是营利性民办学校，都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都是公益性事业，都是政府教育公共品的供给方式之一。政府应当积极倡导举办并大力支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但绝不能对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产生制度歧视乃至道德绑架，营利性民办学校只要依法、诚信、规范办学，都应该得到鼓励、支持和尊重。
2.鉴于《民促法》规定的“合理回报”制度至今尚没有出台操作办法，在社会上存在较大争议，并且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由中央政府制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回报制度”确有困难，建议在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或出台有关政策时，将“合理回报”制度调整为“政府奖励”制度，由中央政府确定基本原则和程序，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具体操作办法。
3.鉴于现阶段各级政府教育经费依旧紧缺，特别是在公办学校取消择校之后，社会对优质民办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加旺盛，教育领域迫切需要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办学，建议在修改《民促法》或出台民办教育有关政策时，明确举办者出资及累积资产的归属。“举办者办学投入资产视同充公或捐赠”的政策可能会导致举办者的“政策性恐慌”，为避免出现“逆向选择”和“公地悲剧”，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出资及累积资产的处置，建议兼顾举办者的实际利益，由国家确定基本原则，授权地方政府制定资产切割的具体操作办法。
4.鉴于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一样，都从事我国教育事业，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实施教育教学工作，都属于人民教师，在社会保险、工资水平、退休待遇、住房待遇、医疗待遇、培训培养、职称评审等权益上，应与公办学校教师享有同等权益，不受其学校法人类型(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影响，国家在修法或出台政策时，应参照公办学校教师的承担机制，建立政府、民办学校以及教师个人的分担机制，保障民办学校教师权益落实。
5.鉴于确实有部分民办学校办学存在失范，质量比较低下，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在加大扶持的同时，要加强规范管理，尤其要针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制定会计、财务等制度，加强监管。只有这样，才能让捐资办学的民办学校得到政策性资源的最大支持，非捐资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获得清清白白的政府奖励，营利性民办学校坦坦然然获取经济利益。
第二，以落实办学自主权为关键，划分政府、学校之间的权利边界。政校关系是办学自主权能否落实的根本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减少直接、微观的管理行为。这就要求包括教育、物价、财税等有关部门要依法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将招生、收费、课程设置、教师招聘、专业规划等权利让民办学校享受充分，不打折扣。允许民办学校法定规模内，可以自主招生，各地不得为民办学校跨区域招生设置障碍。允许民办学校根据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自主挑选或编写教材，自主设置课程和专业，自主开展教学试验。允许民办学校根据相应的教师准入标准，自主招聘教职员工。收费方面，除普惠性民办学校(幼儿园)、与政府签订购买服务协议、接受政府资助协议等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外，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允许自主确定收费标准，依照市场机制进行办学。要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通过设定政府的边界，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通过落实办学自主权，保障民办学校的活力和特色，形成“保底靠政府，繁荣靠市场；保底保到位，放开放彻底；底线有保障，创造无止境”的教育开放格局。
此外，要积极推动教育家办学，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通过租赁、托管、合作等方式，扩展民办学校的办学渠道和空间，鼓励和扶持有教育情怀和教育智慧的“教育家”，成为办学主体。教育的活力在学校，学校活，则教育兴。当学校真正拥有了办学自主权，并以教育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成为市场主体，教育创新进步、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局面就会到来。
第三，以第三方评价为突破点，建立多元教育评估体系。要依法构建科学合理、客观多元的民办教育评价体系。通过立法改进和转变对民办教育的评价方式。对于民办学校教育教学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套用对公办学校评价方式，而应该引进市场机制，推动多样化的第三方评价(鉴证、认证、评估等)。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独立评估监测教育质量。政府要努力培育民办教育行业组织，切实加强其行业自律和行业指导作用，提高其服务效能。鼓励引导社会其他机构为民办学校提供咨询、评估、人才培训等专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