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培行业来说，2018年是重要的发展拐点。在此之后，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和治理从地方政府的个别的严格约束转为教育部统一进行专项治理。
而2021年对教育培训机构来说似乎是决定生死的重要一年。从北京市对两家大型校外培训机构顶格罚款250万，到两会期间校外培训机构被点名近十次......社会与校外培训机构的矛盾似乎只能通过处罚等手段解决。新学说从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的经验中发现，这些矛盾或许将推动一场公办教育及校外民办教育的改革。
日本：以“学习塾”促进公办教育改革
在我国，校外培训机构似乎长期主要扮演着“捡漏”部分教育水平较低公办学校学生的角色。家长往往因校内师资及教育水平不高，在课后为学生选报了各类学科辅导班。但在长期的发展中，校外培训机构滋生了违规收费、资质不达标、违规宣传、加大学生课业压力等乱象。
20世纪50年代就已兴起校外培训的邻国日本，也一度受到此类问题困扰。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如果将校外培训机构摆在合适的位置上，其与社会及学校之间的关系现状就会有所不同。
伴随着日本家庭及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和私立学校的向往程度加深，日本在50年前优先步入“鸡娃”时代。由于大部分日本家庭对学生的教育水平不足，让以学科辅导等为主要教育活动的“学习塾”顺理成章的成为学生的课后补充。
20世纪80年代，学习塾的类别开始多样，包括以升学为培养目标的升学塾、补习塾、救济塾等。和如今的中国一样，日本没躲过校外培训对学生造成负担过重的影响。根据所学科目的数量，日本学生每天的补习时长普遍在3-4小时之间。
日本政府对学习塾并未一味取缔，而是通过“二省一协会”进行监管。其中，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分别负责校外培训机构检查和宣传营利行为管理。1988年成立的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则专门负责全国学习塾的管理，其中包括了学习塾评价以及对讲师进行培训和能力认证等内容。
文部（科学）省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对学习塾进行调查，并发布报告。在监督学习塾的同时，为公办中小学校提供建议，以校外培训机构的先进经验促进公立中小学的教育改革。
在调查中，文部（科学）省发现学习塾的教学方法容易接受、教师指导更为耐心、课堂气氛更轻松。这些学习塾促使教育部门对公立学校教育进行反思，继而对公立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和考试问题进行改革，同时指导中小学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德国：家庭与社会教育双管齐下
放眼国内，社会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渴求与日本如出一辙。根据日本经验，将校外培训机构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可以促进公办教育的革新，然而对于我国而言，校外培训机构身份的尴尬不仅来自于它与公办教育之间的矛盾，还来自于国内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的缺位。
实行公立半日制基础教育的德国，比日本和中国“佛系”了很多。其校外学习大致可以分为课业补习和对学生综合素质有积极发展作用的学习活动两类。后者的受重视程度更高，因为德国社会普遍认为其是年轻人职业道路的重要储备。
据德国2017年的统计数据，德国范围内的二年级参加补习的学生人数占比为3%，五年级参加补习的学生人数占比为11%，八年级的这一比重仅为20%。相比之下，德国更看重家庭教育，因此在德国的补习圈子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数量明显多于家庭教育背景较好的学生。但在国内，校外培训似乎在家庭背景较好的家庭中更为风靡。
一项针对德国5岁儿童家长的调查显示，75%的家长每周会多次和孩子一起学习字母和数字；62%的家长会和孩子一起做手工或画画。
此外，德国还通过各类校外学习吸纳了众多青少年志愿者。为了培养更多有责任感和自我决定意识的人，德国受国家资助的儿童和青少年培训机构面向27岁以下的年轻人开放，并为他们提供青少年聚会、冒险游乐农场体验等活动。在各项培训中，约有25%的27岁以下青年志愿者参与青少年培训工作。
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双管齐下，让德国学生的校外学习更为丰富，体育、音乐、舞蹈等课程成为校外学习的主流课程。
美国：政府鼓励校外培训与公办学校合作
除了明晰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增加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校外补充，校外培训机构与公办学校合作或许也是一条出路。
1970年，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等人提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这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逐渐扩大”。此后，美国政府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出了《芝麻街》等电视系列片，以及校外培训资助计划，如“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纽约州指出获得资助的机构负责开展该计划所要求的各类校外培训与活动（包括暑期培训班），包含学科辅导、艺术和音乐、创业、语言、电信和技术等培训服务，学校学生可免费参加。该计划注重校内校外联动，成为美国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该州要求学区可单独申请或与非营利社区组织合作申请开展校外培训活动。纽约州政府会优先考虑培训地点设在校内的项目，其他地点的培训项目如有充分理由也可予以考虑。
此外，纽约州还建议学区每周至少开展5次培训，或在每天学生放学后进行3小时培训，为学生在学期中每天连续参加培训提供保障。面向高年级的青少年培训可在晚上或周末举行，也可选择在周末或暑期开展半日或全日培训。
由此可见，美国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政府支持下，通过进校园的方式，促进了教育公平。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最大的争议在于一味地停止、减少校外培训在实现为学生减负的同时，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近邻韩国取缔校外培训机构二十年，造成许多有钱家庭开始聘请家教，考进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使教育公平更难实现。最终韩国政府最终决定允许校外培训。
虽然我国并未明确要求停止校外培训，但在治理中或许可以跳出处罚和暂停、取缔的“怪圈”，吸收校外培训的优点，对公办教育及学校的课后服务进行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日本中小学校外学习塾研究》——牛敏
2.《德国中小学阶段校外学习研究》——黄崇岭
3.《美国政府为何资助校外培训》——许洁英&杨军
（新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