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今天的“两会声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有关教育的提案。
一、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其中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原则上达到50%。2018年民办幼儿园数及在园儿童数占比分别为62.16%和56.7%。如按政策要求，估计有12万所民办园要转为普惠园，胡卫通过分析认为，推进民办园转型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矛盾。
01一是“齐步走”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学前教育区域及城乡布局结构差异悬殊。如，海南和重庆公办园占比分别为10%和15%，而广东深圳还不到4%，若将民办园都转成普惠园，不仅加剧财政压力，也易激发社会矛盾。02二是“一刀切”问题。政策规定，城镇小区配套园只能办成公办园或民办普惠园。但公建配套园情况复杂，如把现有公建配套园一律转为普惠园，将面临如何界定规划及配建不到位等责任归属难题，以及怎样补齐不同配套园的收费差额等问题。03三是“大一统”问题。作为学前教育主力军，民办园以教育特色和服务质量满足了家长多样化需求。如执行“统一”的收费标准、评估指标和奖补措施，势必会削弱民办园办学特色及教育质量，导致老百姓的不满意。
鉴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学前教育还必须坚持公办民办一起上，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办园，才能更好完成普及普惠目标，胡卫建议：
第一，个性定制配套园普惠解决方案。针对公建配套民办园，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考虑幼儿园产权归属、租赁形式，考量周边环境、民众需求，通过改建、补建、新建、回收、置换、购置等多种方式实现配套园的顺利过渡，做到一事一议，为每个配套园定制适切方案。
第二，充分尊重举办者自愿选择原则。现有不少民办园前期投入巨大，转为普惠园后，如财政补助跟不上，将可能造成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局面。为此，政府应通过普惠认定标准，制定普惠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只要符合办园条件，所有办园主体都可自愿参与办园，所有办园形式都应允许尝试，而不应一刀切、齐步走。
第三，着力挖潜普惠性教育学位资源。完成80%的普惠指标，需要在“普惠性学位资源”上深挖潜力。政府应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发展公办普惠园，扩大公办普惠学位。同时，要分类制定民办园普惠认定标准、补助标准与扶持政策，积极向民办园购买服务，并引导民办园转型或开办普惠班，鼓励民办园提供更多普惠性学位资源。
第四，努力缓解民办园办学成本压力。要充分考虑民办园的投入性质、人力成本及运行费用，实事求是允许民办普惠园的收费标准有所浮动。尤其是当前疫情期间，全体民办园从2月份开始完全没有任何收入，但全体员工工资要支付，大量防疫物资要购买，建议各级政府尽可能减免园舍租金，给予民办园教师基本生活补助，最大限度以津贴、资助等形式，切实帮助民办园度过最困难时期，推进民办园可持续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民办园师资队伍建设。要保障办园质量，就必须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长期以来，大多数民办园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都明显低于同类公办园，这极大制约了民办园的健康发展。在财力允许情况下，各级政府应该考虑建立民办园从教津贴制度，并将民办园教师统一纳入政府师资培养体系之中，给予相应经费保障和政策便利，以增加幼教职业的吸引力和稳定性。
胡卫表示，未来一个时期，发展学前教育，需要在扩大普惠受益面的同时，稳步提升办园质量。各级政府务必把准“公益普惠”基本方向，适应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坚持公办民办并举，做到普惠优质并重，进一步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二、关注超常儿童培养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我国致力于提升学习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水平，尽力缩小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差距，并取得了进步。但实际上，在特殊儿童中障碍性的另一端，那些高天赋的英才儿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超常儿童”“资质优异儿童”，也应是特殊教育的对象。
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当前国家的竞争，毫无疑问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量子技术为制高点，在人工智能、生物科学、地球空间科学等领域多点开花、集群突破。各主要大国都把科技作为本轮战略博弈的核心，以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为竞技场，政府强力推动，科技巨头领军，全球科技竞争堪称残酷，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这场角逐的关键人物，都在少数科技巨头中的科技天才当中。在华为、百度、阿里、腾讯、微软亚洲研究院等高科技人才密集机构，有大量曾经的“天才少年”，用个人的能力带来了整个行业的突破性进展。
胡卫给出了如下建议：
1.创建专门培育“超常”儿童的“特色学校”等。这类学校应以民办、私立学校为主，因为公办学校是由纳税人的资金举办的，不宜只面向少数学生。建议把现有的质量较好的民办小学和民办中学改为以培育“超常”学生为主的学校。每年招生人数占该地区生源的3-5%。进入英才学校的“超常”学生不参加“统一考试”，不参加“摇号”，而是通过选拔入学。制定相关机制，以确保真正的 “超常”儿童能进入到这类学校和班级学习。
2.政府主管部门要把“超常”教育作为份内工作、重要工作。要像抓义务教育、抓“双一流”那样高度重视。尽管对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比较重视，可是许多本可以成为拔尖人才的“超常”儿童少年，由于没有“超常”教育早被流失了。
三、完善高职扩招工作 促进职教转型发展
高职扩招对促内需、稳就业、保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9年开始的高职大扩招工作，总体情况是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后续人才培养的问题。搞好新一轮高职扩招，需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扩招工作机制，确保学生“招得进、学得好、出得去”。
实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的重要政策抓手。2019年高职百万扩招录取工作已结束，总体情况良好，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
01其一，各地扩招完成率及院校专业分布差异大。本次扩招时间紧、任务重。有部分省市包括一些职教大省未能完成招生任务；从院校和专业情况看，一些名校、强校和热门专业报考人数较多，不同地区院校、同一地区不同院校、同一院校不同专业、公民办院校之间招生都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02其二，非传统生源对象报考积极性不高。“退、下、农”等四类人员普遍年龄偏大，且部分已婚，出于机会成本和费用支出等考量，整体报考意愿偏低。如，某省一阶段扩招，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占录取人数的98.7%，四类人员占比仅为0.3%；另一省域四类人员计划招生5000人，实际报考人数仅1200余人。03其三，部分高职院校存在急功近利行为。一些院校降低选拔标准，表面“宽进”，实则无序招生、抢占生源，甚至公然承诺只要报名就能返还费用、包通过等，借机揽学费、要拨款，学生则变相花钱买文凭；还有一些学校为完成任务，照抄照搬上级政策和其他院校政策，招生目标不明确。04其四，扩招后部分院校资源难以承载新增生源。一些院校教室、宿舍、食堂、实习实训场所等硬件设施被新增生源摊薄，既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又不符合办学标准。师资尤其是“双师型”教师紧缺，按平均师生比1∶18计算，扩招后全国高职院校共缺5.5万名教师，如考虑每年自然减员约1万人，则有6.5万缺口。
深入做好新一轮扩招工作，需要进一步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牢牢把握“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原则，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扩招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高职扩招“稳就业，促发展”的政策功效，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和职业教育“类型化”的转型发展。胡卫建议：
一要合理确定扩招人数，科学安排扩招时间。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研判疫情影响下的就业形势，结合现有办学资源情况，逐年合理确定扩招人数，非控专业的招生人数应以院校自报为主。科学安排不同类型及不同批次招生的时间和节奏。结合产业链调整情况，除继续挖潜中职生源和“四类人员”外，适当扩大有接受高职教育意愿的产业职工招生比例，从源头上缓解不同地区、院校及专业之间的招生失衡情况，遏制院校扩招的短期行为。
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消除生源后顾之忧。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放宽扩招户籍限制，为“四类人员”就近报考入学创造便利。加大对“下”、“农”两类人员的财政补贴，对职业技能突出者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费。教育、退役军人、人保和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开展联合办公，提供招考一站式服务，全方位做好扩招咨询及相关服务工作。
三要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盘活存量教育资源。各地教育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弹性学制的教学基本要求，根据实际扩招人数给予教学及生活设施基建专项补助。教育部门要敦促院校按扩招后生师比，加大“双师型”教师引进和培养力度，并鼓励院校间教学生活设施开放共享。鼓励院校借鉴疫情期间的做法及经验，创新教育教学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培训机构为“四类人员”提升文化素质提供培训服务。
四要试点职业高校建设，探索职教发展新路。教育、人社等部门可以《职业教育法》修订为契机，以高职扩招为抓手，遴选一批职业院校开展“职业高等学校”试点建设。整合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从设置标准、招生考试、教育教学、毕业就业、评估标准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探索更具职业教育特点、有别于普通高等学校的“职业高等学校”新序列建设，推动整个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方向转变。
四、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支持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
支持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是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径，对促进投资、拉动消费具有重要作用。现实中，行业企业举办职校面临诸多困难。按照中央部署，深入落实国家政策规定，不断完善各种配套制度，是推动行业企业办学的根本保障。
鼓励和支持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径，对促进投资、拉动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强调，支持和鼓励行业企业兴办职业教育。为此，行业企业办学热情高涨、反响积极，同时也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面临诸多难题：
01第一，国有企业办学经费投入不畅。国有企业是举办职业学校的优先鼓励对象，但在国企改革中，一些职业院校被视为“社会功能”遭剥离，企业直接拨付的办学经费大幅减少，同时公共财政拨款不能有效覆盖，比如生均经费拨款，一些省份只明确省属公办高职院校的拨款标准，未对国有企业办学作出规定。此外，国有企业办学经费支出缺少对应支出科目，也挫伤了国有企业新建职业学校的积极性。02第二，民营企业举办职业学校意愿不高。民营企业是举办职业学校的重要力量。由于各地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政策尚不明晰，同时民营企业在没有合适利润补偿机制下，大多偏向采用传统校企合作或合作办学方式参与举办职业学校，因此，以独资、合资方式直接举办职业学校的意愿不足，造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相关问题难以真正解决。03第三，中央和地方各项扶持政策亟待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没有配套政策，地方缺乏创制性立法。如，《职业教育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第10条规定的“奖励”缺乏细则支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第8条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第12条也缺乏操作性，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仅为部门规章，行政效力有限。这些都使得相关法律法规难以落实。
要从根本上破解上述难题，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着重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以及各地方各部门相关配套措施的细化完善上加以突破。胡卫建议：
一要拓宽经费投入渠道，激发国有企业办学热情。建议国资委等六部门按照《关于国有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责任分工，抓紧制定国有企业教育费附加返还的具体办法。敦促地方教育及财政部门落实国有企业举办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拨款。建议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恢复国有企业“学校经费”会计科目，允许国有企业举办职业学校的投入在企业成本中列支，激发国有企业继续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的活力。
二要建立利润代偿机制，增强行业企业办学动力。建立利润代替补偿机制，一是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按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程度与年限进行“加法式”税收减免，参与程度越广、年限越长的企业，逐年逐项加大税收减免的力度。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为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提供生均经费补助，提升行业企业举办职业学校的外部动力。
三要细化各项政策法规，落实行业企业办学优惠。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应明确《职业教育法》（及修订案征求意见稿）第10条规定的奖励细则。国家有关部门和省级政府要加紧制定《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第12条规定的组合式激励的具体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应尽快出台《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21条规定的税收优惠具体计算办法，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四要探索改革办学体制，鼓励行业企业办学创新。各地应结合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加紧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的内容。相关部委应加紧制定鼓励举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具体办法，研究出台行业企业举办非营利性职业学校的奖补细则。建议教育、人社等部门适时开展“企业大学”举办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的试点工作，为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新路径，激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
五、着力破解地方高校发展困局
地方高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主阵地，对推动落实“六保”“六稳”具有重大作用。建设“双一流”所导致的资源分配失衡，加剧了地方高校发展困局。为此，应落实地方政府扶持地方高校发展主体责任，建立地方高校分类治理及相应扶持机制，健全促进“大职教”发展的政策体系，创新有利于激发地方院校办学活力的管理体制，支持地方院校致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升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
推进“双一流”建设，乃是国家战略。去年以来，一些政府纷纷砸钱助力“双一流”，其中河南投入40亿元、辽宁筹集70亿元。不可否认，入选“双一流”，能给高校带来超常规的资源禀赋。但不少地方纷纷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集中投向极少数研究型高校，也不同程度使得地方高校不断被边缘化，加剧了其发展困局。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9年6月15日，全国共有2688所普通高等学校，但入选国家“双一流”高校仅为5%，第一批入选“双万计划”高校也仅占15%左右，而剩余85%的高校基本属于地方高校。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地方高校办学基础普遍较弱，办学质量参差不齐，短期内多不具备冲击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实力，尤其是办学资源筹措能力明显不足，很难在高挑选性、高竞争性的国家级扶持项目申报上胜出。由此，地方高校更渴望也更需要政府财政支持。
毫无疑问，地方高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提升普通劳动者素质的主力方阵。当前和未来受疫情影响，全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任务十分艰巨，而地方高校在推动落实中央“六稳”“六保”战略部署上，同样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政府在推动“双一流”建设时，更要统筹兼顾地方高校发展，要加速补齐地方高校发展“短板”，全面快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胡卫建议：
一要落实各级政府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主体责任。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实施方案（2018-2022》的部署，未来一个时期，各类普通高校的发展重点均应转移到加快内涵发展和提升育人水平上来，而不是一味寻求办学层次升格或办学类型转变。鉴于“双一流”建设的重点目标群体限于研究型大学，地方政府应在推进区域高校发展上发挥出“指挥棒”、“助力者”的积极角色，在施政上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切实履行好地方政府应尽的投入和监管责任。
二要建立地方高校分类治理及相应的扶持机制。要打破传统“一窝端”、运动式的管理及扶持方式，按照不同类型、不同定位、不同政策的分类管理原则，推动制定每一所地方普通高校的发展规划，鼓励地方高校安心定位、专注发展，杜绝一味追求“大而全”及盲目“升格”。同时，要不断完善拨款管理制度，推动高校财政拨款逐步从“投入型”向“绩效型”转变，鼓励支持每一所地方高校基于自身基础能力，建立特色专业群，提升创新创业水平，为特定服务面向培养特色人才。
三要健全促进地方“大职教”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深刻转型提供急需的数以万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支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等重要文件，都把职业教育发展摆在了教育改革创新更加突出的位置，视作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一种教育类型，打通了职业教育体系的断头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地方政府要尽快出台落实国家职教改革精神及其相关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让国家层面各种“引、扶、培”举措落深落细落小，比如在研究生扩招计划中考虑向地方院校倾斜，加快推动形成“中、高、本、研究生”一体化的应用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引导地方院校在“大职教”建设大道上，寻找到具有区域特色、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四要创新有利于激发地方院校办学活力的管理体制。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采取股份制及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大职教”办学，推动学校、社会、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建立产学研联盟，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打破绩效工资和教师资质等传统管理制度瓶颈，切实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吸引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不断优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案及教育模式，持续提升高等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全面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