囯家"—带—路”政策号召，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使优质教育资源走岀囯门，提升学囯际合作办学水平。
但教育从世界走进中国是一个内化吸收、融合发展的过程，教育从中国走向世界是行业必将未来要经历的一段里程，在这段里程上已经有很多先行探索者，这些教育集团已经在海外办学上积累了较多的经验。
在2019年VIS国际学校发展大会上，由蓝象资本创始合伙人宁柏宇主持，中国枫叶教育集团副总裁兼枫叶研究院院长任鸿鸽，北京汇佳学校执行校长张弟，北京市中芯学校执行校董周宪明共同参与讨论的《另一种可能：中国国际化学校海外办学实践》圆桌论坛，分享了我国海外办学集团的经验和教训。本文整理自该圆桌论坛。
宁柏Q1:
在这一个环节中请到的嘉宾，在国际教育学校领域都有20年上下的工作经验，且三位嘉宾要么有在海外办学的经验，要么是本身所在的教育集团有海外的业务扩张。
三位嘉宾所在的集团海外办学基本情况是怎样的？
张弟：
当年新加坡政府主动邀请汇佳学校去办学，首先因为当年新加坡认为中国强大了，所以他们定了一个新的国策，叫“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其次，新加坡想把教育作为顺风车上的一个产业发展，但是和英国教育输出产业不同，他们想做教育引入，所以他们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到新加坡办学的学校。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经发局的人在中国大陆找了很多学校，最后和汇佳学校达成了一致。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外办学挺不容易的，你出去之前想的是一个样，实际走出去之后又是一个样，新加坡是办事很规矩、很有条理，但是去了之后有的地方和之前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反差蛮大的。
能够给大家经验分享是，在去海外办学的时候一定要事先想好你的目的是什么样，所在国是什么样。
周宪明：
当我查找中国到海外务工人员数量时，发现多种说法，有数据说这个群体早已超过一千万了。
我在1992年到雅加达办学，这个时期很特别，因为学校在海外办学是三语学校，中文跟英文是一定要上的，还要配合当地政府要求，学生要学习印尼语，让孩子可以适应当地的生活。
但是发现把三种语言融入到小学课程非常困难，这主要受到了课程、师资的影响，因此我决定去学习其他国家海外办学的经验。
在多方打听后发现，英美在当地已经有办了几十年学校，于是我共参观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印度、菲律宾的各个国际学校，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当时1992年）日本人已经办了35年海外日本人学校，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近百所。我想可能日本经济强盛一点，所以海外办学数量多。后来发现，韩国在海外办的学校也有将近16年的历史，数量也不少，都是为自己的海外国民在海外办的子女学校。”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挺严肃的问题，我们大量的中国百姓在海外认真的工作，但没有学校衔接他们子女教育，这已经造成那些在海外为国家赚外汇，为国家发展工作，包括国企在内的员工孩子，成为国内的另一类留守儿童，这个问题需要被关怀。因为员工如果将孩子带出去就学，可能是英语区、法语区，也可能是其他小语种区域，回国衔接问题很大。
因此我建议对推广海外教育或者是跨文化教育有兴趣的集团，不要局限在成本的立场去国外买一个美国学校或英国学校，而是可以建立海外国民学校，不单帮助员工家庭团圆，更是作为为海外中华文化推广的助力。
宁柏宇Q2:
枫叶教育集团在海外做了一些拓展，去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有动作，请任总给大家讲一下枫叶在海外办学方面的思考和行动。
从1995年开始，枫叶做国际教育已经有近25年。1999年我以学生的身份与枫叶结缘，到今年也已有20年。在枫叶，我们时常提起的是百年枫叶，无论在中国发展，还是走出中国在海外发展，我们都是遵循长远的目标和规划。
任鸿鸽：
下面我跟大家先汇报一下目前枫叶教育集团的海外办学情况：
目前我们在加拿大三个城市设有高中，今年2月份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与南澳大学合作又成立了第四所枫叶海外高中，同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新加坡还收购了两处校园。
枫叶的海外拓展战略可以用“334”概括。
第一个“3”就是我们识别出了三个最主要的生源类别。
第一类别是外派人员子女，包括中国外交机构、企业外派人员子女、以及外国机构和企业外派人员子女。
第二大类别是华人华侨子女，也就是不希望自己子女失去华语能力或者华人身份认同，希望子女更多融入到未来中国发展的华人华侨家庭。
第三大类别是当地中产家庭子女，因此我们会选择经济发展非常有前景的地区办学，因为最终想要融入到当地社会就要抓住当地最大的社会群体，那一定是当地不断增长的中产家庭子女。
第二个“3”是我们有针对性的制定了3个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跟国外知名大学，尤其是跟过往与枫叶教育集团有非常良好工作关系的院校去合作，通过轻资产的方式来实现第一步的扩展。
简单说就是把枫叶高中开到我们国外的合作大学校园当中去，这样可以通过轻资产方式实现高中学生与大学生共享教育资源，包括图书馆、食堂等等这些教育资源，同时又让高中生可以提前体验海外教育。
当然大学在租金收入和未来潜在生源保障等方面也是受益方。枫叶凭借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在海外落地了4所高中。
第二种模式是收购已经在海外运营良好的国际学校。这种模式可以确保健康的现金流，因为被收购的学校在当地已经有了生源基础，既可以作为国际化的生源基地，又可以与枫叶现有的国际汉语课程等优势互补，产生协同效应，所以目前枫叶正在积极寻找这样的合适收购标的。
枫叶海外并购主要关注枫叶毕业生的主要目的地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尤其是东南亚。为此，枫叶研究院也专门出了《枫叶沿“一带一路”办学的可行性报告》。
第三种模式是借鉴枫叶在国内成功经验，专门针对在海外的中资产业园区进行合作，因为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中资产业园区一定会很蓬勃地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中资产业园区模式在全球的拓展，为园区内企业的员工子女提供配套的教育服务。
最后一个“4”是指4类课程，枫叶课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了，包括中文课程、英文课程、英语分级教学课程、国际汉语课程这4类。
作为枫叶到海外办学校的重要支撑。海外学生无论是想要升入西方大学还是中国大学，这4类课程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针对具体举办地法律法规的要求，也可能会聘用当地老师提供当地语言课程，或者当地宗教课程。
宁柏宇Q3:
接下来这个话题要请嘉宾分享一下学校在海外办学中遇到的困难，为更多的学校提供借鉴。我们知道印尼一直有排华的事件，那么国外办校资力最老的周校在雅加达办校，经历最大的一个坑是什么？
周宪明：
办学一定要注意文化问题，特别是跨文化。我到了印尼发现当地员工薪资比较偏低，我就想好好提高薪资，结果马上有董事跟我约谈，“你是好意，但是不要随便调整薪资，会破坏整个行情，恐怕其他同行会骂你。”
我在这里要特别呼吁，文化问题一定要深刻了解，文化问题在海外办学校要特别关注，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
比如我在泰国办学的时候，家长开放日请家长们到校参观，有两位来自皇室的家长建议学校能够多关注一下文化问题，他们说孩子现在跟祖父祖母打交道都挥手说“嗨”，但是在泰国是不能接受的---在泰国的文化中，对长辈需要“双手合十问安”。
第二天我把四个泰籍老师请来，要求他们要把文化教育落实起来，对老人家问安要双十合手。后来父母亲写了一封信感谢学校，说现在孩子跟祖父母见面的时候，会用泰国文化的方式问候。
这个例子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旁边一个国际学校没有这样做，他们觉得你要适应学校的国际文化，学校就是国际学校，导致很多泰籍父母亲相当无奈。所以文化问题是我在海外包括雅加达、曼谷办学里面很重要的功课。
宁柏宇Q4:
任总讲了在海外三种办校方式，目前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其中有没有搞砸的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
任鸿鸽：
枫叶最早出海办学是在2016年的9月，跟加拿大TRU大学合作，目前运营良好。枫叶出海的思路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我们希望能把出海这一步走稳。
既然是遵循先易后难的思路，那么易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选择的合作方一定是跟枫叶已经有长久的合作和良好关系的大学，这样双方接洽会更顺畅，合作基础会更牢固。
其实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办学，最大的挑战一定是生源，招不到学生学校肯定是办不下去的，这个问题海外办学尤为凸显。
所以也是遵循先易后难的方式，在海外办学项目的第一年，所有学生都是从枫叶本身在国内的高中当中选拔学生先送过去，让这个项目先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在当地和全球范围招生的力度和比例。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有四个学校已经落地了，包括第一个跟TRU合作的大学，它的生源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了，从最早全部学生都是枫叶送过去的，现在转变成有一部分是当地招的学生，有一部分是全球其他地方招的学生，生源结构得到了持续的优化。
这个模式虽然在一开始做的不是增量，集团学生人数并没有因此净增，但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可以确保海外项目平稳开始。
当然在海外办学过程中也一定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我们最初也想在加拿大同样实行像国内一样的双语双学历模式，这在中国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模式。
但是我们这个学校现在办在加拿大了，教授中方课程的老师和类似于班主任的特定领事、学生管理人员都要面临要从中国办理加拿大工作签证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模式，从加拿大角度来讲你需要证明在当地你不能招聘到合适的人，你要在报纸上登多长时间广告，证明你招不到当地合适的人等等一系列很繁琐的招聘、工签等方面的相关技术问题。
所以这里就给大家提个醒，我们设计海外办学模式的时候，恐怕很难照搬在国内已经成熟的模式，还需要对当地市场、法律法规包括实际招聘流程的各环节等技术性问题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宁柏宇Q5:
感谢任总的分享。最后这个问题抛给张校，大家知道新加坡看起来跟我们人的长相包括传统有些相似性，但其实它的制度、体系、身份的自我认知，包括法规与中国都有很大差别。张校亲自在新加坡办过学，我们想听听在新加坡办学过程中到底摔过什么样的坑？
张弟：
当时我遇到最大困难除了文化、生源，还有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矛盾，这跟没有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很像。
刚刚开始政府邀请我们办学的时候态度非常好，等我们实际办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教育部说“我们有教育部的规则，经发局说的不算数”，土地局说“有土地局的规则，得按规定办”，前后差别很大，所以这是当时遇到很难的问题。
文化方面也是一样，比如我们当时起的校名，引起了不同族裔群体群体的高度关注，所以后来改了校名。
在招生上，在偏东还是偏西的问题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刚刚到新加坡招生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员工已经挺多了，甚至当地都有中资企业协会及会员。
但是实际入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中考和高考不是说随便回国考一考就可以的，而是需要提前做很多年的准备，不仅有知识内容的问题，还有学籍、学区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基本上他是说我就不参加国内高考了，也不在中国上大学，家长才会选择国际学校这样一个途径去求学。
如果你说你还要保证他能够再回国进入到中国的体系来参加中考、高考，还要考一个不错的学校，还要进好的学区，不仅需要知识能够衔接上，学籍也能够衔接上，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所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周宪明：
我想补充一点，学生回国的衔接是一个大问题，这应该是需要政府拿政策支持的，否则学生无法回国衔接。
我举个例子，我去看日本的三所学校，发现他们为自己国民的文化衔接做了一个相当大的贡献。如果接收到从国外回日本的孩子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校长和主任都要“调训”，这孩子可能是从其他文化、其他语系回来的，要培训学校领导了解文化差异，来帮助学生适应返国环境。
第二，在海外学校的老师是来自日本几个不同的地区，比如，一个老师要调回东京，东京的教育局就需要再派来一个老师，如果是北海道的，那就北海道再派一个老师。换言之，日本学校的十几个老师就代表了日本各地区不同的文化，目的是让学生可以接触到日本不同地区的文化，老师的调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个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探讨的。
希望刚才张校长提到的这些派外人员可以早日团圆，把孩子留在身边，那些回国孩子的教育也可以得到顺利的衔接。
任鸿鸽：
我也想补充一点，我们三人刚才都讲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我很担心在座的各位有挫折感，所以想给大家打打气。
如果我们认同未来无论从经济总量、知识产权、资本市场等各维度来看，中国都将会走在世界前列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那么中国的教育走出国门，在全球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就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我们教育从业者要共同努力去把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海外办学这件事情做成，并且我认为前景一定非常好。
我们现有的国家课程，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由于语言难度、意识形态等原因，现阶段对外输出还不太现实，但我们的国际化学校就有很多独特的有利条件，可以把中国元素融入课程并且带出海。希望我们在座的同仁们共同努力，让这一天更早地到来！
宁柏宇Ending:
今天其实我今天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今天三位作为海外办学的先行者存储了很多宏观的视野，中观的套路，微观的体感。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到海外办学的意愿，可以连接在座的三位嘉宾，把他们曾经跨过的坑，交过的学费当作宝贵的经验财富来学习。
另一方面，我们海外办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触到同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具有国际流动性的。在这方面我很同意三位刚才所讲，关键要做到“看清大趋势”，这个趋势是这些人在全世界到处走，教育是这些人所有需求中最重要的一个需求。
也许五年之后，会有更多的办学者走向海外，为中国海外办学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
（成都市就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