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课程实施困境的文化学反思

一、新课程实施困境的文化根源

面对新课程实施的困境，许多学者正在寻找产生困境的根源及其应对策略。按照库班、奥柯尔等学者的观点，文化观是课程实施策略的三种取向之一(其他两种是技术观和政治观)。文化观认为课程实施的性质是不能预设的，课程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要涉及到各级文化的重建。因此。课程改革要关注实施的背景和过程，从文化的因索来寻找阻碍新课程实施的根源。

(一)传统文化的束缚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糟粕与精华共存，根深蒂固的某些传统文化束缚了课程改革。儒家“奉经崇古”的情结无法割舍。不仅在一定群体中通过言传口授得以继承，而且以各种有形无形的方式渗透于这一群体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行为当中，积淀为一定群体所特有的心理索质与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心理对教育改革的认同与支持。使新一轮教育变革遇到重重阻力。

1．新课程文化难以接受

课程文化是一种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作为载体。它没有完全实现转变传统课程“死记硬背、机械教学和被动学习”的使命；作为文化，新课程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很好地形成并完善。课程作为文化的主体形态进入教育过程，其本身的使命就是建构与生成新文化。催生出新的社会意识和大众观念。而在传统文化的强势面前，课程的使命能力显得力不从心，课程文化体系短期内难以被大众接受。

2．教师文化难以重建

由于学校制度的建立与课程分化的传统，导致教师文化具有“个人专业主义”倾向，而教育的特殊性又要求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实现对完整人的全面教育。我国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教师文化，使教师个体对教师群体表现出依附与归属的中庸的思维方式，因此出现相当严重的派别主义文化；另外，中庸的思维倾向易使教师恪守共同的职业规范，形成随大流的思想。课程改革意味着对长期例行的教师文化的革新，对常规教学方式，教学活动的更新，对传统的挑战与对统一的打破。这必然招致群体对个体某种程度的疏离与拒斥。因此教师文化的群体意识心态与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课程顺利实施与课程开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3．考试文化难以动摇

我国中小学现行的评价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形式上逐步多样化，但以中考或高考为指挥棒的统一考试制度仍然对学校教育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升学率的高低几乎成了衡量教师水平和评定职称的唯一尺度。在此机制下，任何教师的教学改革都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造成教师的从业危机，使得他们在教育实践中表现得畏首畏尾。另外。大多数教师也适应了应试教育的模式。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的思想和习惯。社会和家长对应试教育的偏爱，也使得教育不得不被其 右。目前的政策导向也好，舆论导向也好，都在驱使着教师和学校抓教学质量，以便顺利通过统一考试。考试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要改变这一点，谈何容易。

4，权威制度文化难以超越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集权式的课程管理体制，教育改革一贯是教育部来发动的，政府作出决定后，通过行政手段来上传下达，地方和教师予以配合。相应地，全国使用统一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课程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模式，总是以政府的意志为依据，由少数专家特别是学科专家来制订新课程计划，学校、教师缺乏开发、实施课程的自主权。这种权威制度文化，难以超越，并使教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课程的实施就是忠实地执行课程计划的过程。

(二)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困扰

现代经济所孕育的现代文化，正以超强的力量影响着新课程的实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越来越凌驾于人们传统的单纯的价值目标之上。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深化等，使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人们的文化心态发生改变，而新的较稳定的文化又没有形成，因此使得新课程的文化取向和价值目标产生困惑甚至动摇。

后现代文化的到来也没能拯救现代文化以及处于现代文化包围中的新课程。它所坚持的平等对话及多元理解等观点，无非是模糊了现实与理想的界限，对建构自己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尚且力不从心，更谈不上解决新课程实施中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了。

(三)外来文化的冲击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至1978年，我国的教学论以引进苏联凯洛夫为代表的教学思想体系的“外来文化”为主。改革开放后，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思想体系仍是课堂教学和课程编制的理论基础。由于受凯洛夫教学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教育界通常认为传授知识是教学的首要任务，课程要以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基础教育中，仍把传授知识当做重要的任务。相应地，课程实施时采取的是教师主导的策略，教师的主导地位将课程实施引向了原封不动执行教学计划的过程。

2O世纪8O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在学习、借鉴国外教育理论与保持、继承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教育民主化与精英教育在理念和行为上的相悖，导致了各种教育观念的矛盾、冲突、互补与融合。这场变革以现代教育观、人才观和质量观为主要内容，实现了中国教育从“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到“学会发展”的跨世纪超越。外来文化冲击下教育观念的变革，将从根本上导致现代课程实施范式的重新定位。

二、解决新课程实施困境的文化策略

(一)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

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正本清源，汲取传统文化精华，消除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防止课程改革实施的变形。我们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有利于课程改革的理念。如“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观念，“天人合一”的博大情怀，“因材施教”的人文关怀等，对今天新课程的实施仍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l2 创新是课程进步的灵魂。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就是要对传统课程中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方面进行革新与创新，使新课程实施从封闭走向开放与对话、从单一走向多元与丰富、从权威走向平等与民主。

1．更新学校文化

众所周知，学校是实施课程改革的中心，而新课程要求有新的学校文化。针对学校如何整合、构建新的文化，叶澜提出了几条原则：取舍原则、综合原则、转化原则。她认为，要建构学校文化的主导价值观，在思维方法上要摆脱“非此即彼选择的习惯”。丰富的统一是在尊重多元文化观念差异的基础上对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文化精华部分进行有条件和适度的整合。学校新文化的生成最终必将促进学校教育的整体改造。更新学校文化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学习型的组织。学习型学校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学校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学校成员的创造性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组织。通过学习，淡化学校组织的行政色彩，提升学校组织的文化品质。

2．重建课程文化

要重建课程文化，课程首先要实现从技术取向到文化取向的转变。我们需要营造一个专家、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共同合作、对话与探究的课程文化。对教师，课程不仅是教材；对学生，课程不仅是教科书。学生经验的改变来自特定的文化背景，来自营造的解决问题环境。因此，学校的课程资源需要开发、整合，课程文化需要重建。过去由单纯的“国定课程”所造成的“文化霸权”，使得学校和教师失去了对课程文化的理想追求，而理想的失落将会严重地制约课程改革的实施。因此，课程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课程文化重建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3．重塑教师文化

重塑教师文化就是不断地更新自我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适应高素质师资、课程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面对新课程，我们应建立合作、对话与交流的教师文化，从而促进教师的发展和教育的变革，使学校成为一个教师相互学习的场所，成为课程变革的策源地。

4．革新应试文化

革新长期以来形成的应试文化，为新课程的顺利实施铺平道路。新课程的实施旨在荡涤应试文化的污泥浊水，彻底变革传统的非人性的课程。新课程倡导为学生发展的多样性提供多元发展的空间，以关照生命的文化本质；新课程立足于关爱、关切和关联的人文精神，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学会做人、学会合作。学校教育不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而是通向智慧的道路。教育的成功不能用升学率的高低来衡量。所以，只有改革高考制度、革新应试文化，利用多元的评价与人才选拔制度，建立新的评价与用人机制。新课程实施才有可能更加顺利。

(二)对现代文化选择与建构

现代文化必须处理好教育观念的多元化与教育观念变革的关系。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表现在对传统教育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突破和超越上，也表现在对现代文化的选择与建构上。现代文化下课程实施的过程意味着在精神层面上使人获得现代观念、使社会行为逐步理性化的过程。现代文化与蕴涵着时代精神的社会文化主动回应，并力求按现代社会文化的要求，主动参 到未来社会文化的创建中去，去建构超越现实的学校文化、教师文化与课程文化。所有这些建构性的努力，都使“新基础教育”改革具有了启蒙性的转折意义。这种转折性的意义，创造性地打通“生命”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在教育和教育学领域中实现了二者的沟通融合，创造性地在人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此时此地此刻”中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