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办高校创办者年龄的逐渐增大，民办高校即将迎来大规模的交接班高潮，这既包括董事长的接班，也包括校长的选择。
众所周知，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上级组织相关部门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选拔和任命新的校长。不过，民办高校的领导继替并不完全在政府组织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当其创办者退出学校领导岗位时，通过什么途径选择新的“掌门人”呢？
选择逐渐脱离“家族化”
“民办高校校长选择方式有两类：家族接班和公开招聘。随着国家政策的完善及管理理念的提升，很多学校开始更多选择后者。”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思源学院院长李维民告诉记者，作为民办高校的重要阵地，陕西民办高校类型较多，但并非像大家感受的那样：多是家族化。他提供了一组数据佐证：9所民办本科大学中，家族成员担任校长的只有3所，占1/3。
在李维民看来，陕西民办高校的这一趋势，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全国的趋势。最近几年，民办高校间竞争越来越激烈，高职、本科院校等对接班校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民办学校都是奔着百年老校的目标发展，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很多创办者不会轻易把学校交给一个能力不足的子女。实践证明，家族成员介入是非更多，很多高校都在尽可能避免家族成员进入学校。”
去年，西安外事学院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校长，56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陈爱民成为胜出者。这是“脱离家族化”的又一实践探索。“民办高校要成功突围，再上层楼，首先要摆脱营利目的。”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认为，教育是公益事业，而非个人福祉和生计所在。要想“创百年名校”，就必须摆脱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和家族式管理的状态，回归学校天然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公益性质，切实落实非营利公益办学方向，构建学校卓越发展机制。“二代子女对创业艰辛耳濡目染，或许可以，但三代、四代呢？既然迟早要改革，晚改不如早改”。
“与公办大学相比，民办高校最大的优势在于以教育市场化为导向、高效灵活的体制优势。”黄藤认为，民办高校要革除发展中形成的行政化、同质化等弊病，最大限度释放体制红利，走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管理水平为核心的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公开选聘校长”便是改革路径之一。此外，学校还建立了董事会及内部重要岗位亲属回避制，黄藤等办学人在改革中重申不求回报的原则，并带头将自己的直系亲属全部脱离学校行政岗位。
李维民发现，造成家族成员接班减少的另一原因是，现在很多“民二代”对担任民办高校校长并不感兴趣。采访中，西京学院院长任芳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她说儿子曾明确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当院长。
“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将举办者、办学者分开，这也为‘公开招聘’提供了条件。”李维民相信，未来，这一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而这也是由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
制度环境不完善， 不可急于摆脱“家族传承”
2013年全国两会，教育界两位新当选的代表、委员受到媒体关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杨雪梅，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时任西京学院执行院长任芳。受关注的原因，除了她们是民办教育界的新面孔，还因为她们是“女承父业”的代表。
杨雪梅，黄河科技学院创办人胡大白之女，1999年，开始参与学校管理，先后任新闻办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执行校长，直至2012年11月，正式被任命为院长。几年前，胡大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选择杨雪梅并不是因为她是自己的女儿，最关键的是，在当下，黄科大这个营盘本身的架构还没有真正形成，也不能支撑与外面市场高度对接的薪资体系，仍然需要高度的情感投入和为学校牺牲一切的精神去支撑。“我也不愿办成家族式学校。如果社会上有比她更适合的人选，我也会选择，但目前很难找到这样的人。让雪梅担任院长，最主要的是她具有为学校事业牺牲一切的精神，能够传承学校的精神、宗旨，同时具备相应能力。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学校这个营盘的现代化架构，我今天还没有能够完成。”作为白手起家的创办人，胡大白知道“挣钱”的不容易，年薪上百万或者几十万的校长他们请不起。因此，女儿便担任了那个拿着少数工资也会为学校无私奉献、一直坚守的角色。
“家族化确实有其弊端，但是不能全盘否定。目前的政策、制度环境还不足以支撑所有民办高校完全脱离‘家族维系’。”作为西京学院创办人任万钧之女，任芳从1998年便开始进入这所学校。对于“家族传承”，抛开利益，她显然想得更多。
“民办高校校长需具备的第一要素不是能力，而是感情。”在任芳看来，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校长，直接从外面“空降”并非适合所有学校。因为并非所有从公办校出来的人都能完全理解民办教育，自然很难要求他们对此充满热情。一旦出现文化理念、薪资等方面的矛盾，校长很容易随时走人。“有的校长甚至待不到半年，而因为频繁更换校长带来学校动荡、甚至倒闭的实例也不是没有。”任芳告诉记者，可以从校外招聘副校长，干几年，真正理解、融入学校文化之后，再视情况提升。
“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法人制度、监控体系。”任芳告诉记者，民办高校与民办企业不同，创办者对其并没有所有权，若完全不允许家族接班，这意味着创办者与学校没有丝毫关系，之前付出的金钱、时间、感情成了零，大家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同时，公开招聘校长，又要求董事长完全放权，那等于无人对校长有所监督，这同样不利于学校发展。与“外人”相比，任芳相信家族血脉对民办学校的感情更深，会优先考虑学校发展。采访中，她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次，学校准备采购一套在线课程，当时报价30万元，签合同前，一个亲戚说，自己再去谈谈，最后以17万元成交。“看，这些人把学校当自己的，会尽可能为学校争取利益。”不过，任芳也提醒，“家族传承”不单纯指有血缘关系的人，同时也包括学校的留校生、在学校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员工，只要他对民办教育有感情、认同学校的文化，那就可以纳入“接班人”之列。
选择“掌门人”的核心是符合学校发展
对于如何挑选接班人，李维民认为，“适合”才是衡量的重要标准。1997年，社会办学条例中曾提及“亲属回避”，2002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又去掉了这一限制。不过，又增加了从事高等教育年限的规定及其他限制条件。“你看，政策、制度上都没有一刀切，我们民办教育者自己何必硬要判断哪种更好呢？”采访中，李维民多次强调学校要依据自身发展水平，适合的才是好的。“如果子女没兴趣、能力不够，那就不要强行让其接班。相反，如果有适合的家族接班人，自然也没必要因为担忧‘家族化’就绕远路去招聘一个完全不了解学校的人。”
对此，广西外国语学院创办人朱桂玲也有相同感受。从学院创立之初，她便大胆选择“招聘”校长，任贤唯亲，希望给学校带来新鲜血液。“学校已经历三任校长，前两任的任期分别为10年、7年，现任校长同样很踏实。”她告诉记者，自己总能碰上懂高等教育、理解民办教育、又有教育情怀的人，那就没必要一定是自己或亲属来当校长。如今，女儿香港大学博士毕业，并在国内外很多大学都磨炼过，“那为什么不让她参与到学校事务中？为什么不能成为‘接班人’候选。”所以，无论是子女接班还是公开招聘，只要足够优秀，且适合学校现阶段发展，那便是好的。
“接班人的问题确实很重要，但并非只有一种选择。关键是学校要设立有保障的传承制度，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任芳记得，当年父亲不止培养了自己一个接班人，他也曾询问过很多教授，以后是否有担任校长的打算，如果有，且能力适合，他就会为其创造各种实践的条件。
“民办教育的问题要更多交给‘市场’这双手，彼此间的竞争会引导民办高校选出更加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掌门人’。”采访最后，李维民这样说道。
（人民政协报记者 陈亚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