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追求公平的历史。教育公平既是广义的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这是由公平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社会公平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处理好“先赋因素”的问题。在人类社会中，决定个人命运的有两个主要先赋因素，一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先赋因素，比如美貌被称为“上帝给的嫁妆”、高智商被称为“天才”，个人由基因特殊性所带来的优势是无法否认的。另一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先赋因素，主要来自社会遗传，即由出生家庭的地位所带来的优势。对于前者所造成的不公平问题，人类至今无法做出根本性的干预。真正涉及公平的是各类社会性先赋因素，比如家庭因素。为什么一个天赋条件更好的孩子，却因为家庭条件不佳而难以获得教育机会，难以充分发挥其潜能，进而既难以改变出生决定的社会地位，也难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就是家庭因素这一社会性先赋因素，对生物性先赋因素的压抑。必须以择优录取方式来纠正这种不公平状况，这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基本共识之一。
今天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另外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先赋因素，即主要由于结构性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比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地区差异等。这些差异在规模上超过家庭因素，在性质上迥异于家庭因素，许多时候即便优势家庭也难以克服。例如，当一个社会对女性普遍抱有歧视时，甚至连女性也会认为自己“不该上学，不该就业”。正是这种结构性先赋因素，构成当下中国在公平方面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在主张无条件地尊重“考卷面前人人平等”的人士看来，最好摆脱一切社会性差异，只给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其实后天努力往往也有先天禀赋的基础）以表现的机会，他们的关注点也往往只在高考这一个环节，而忽视了大量的结构性先赋因素早已决定了的“考卷面前未必人人平等”。毕竟面对同一张卷子，全国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因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质资源获得机会不一样，他们潜能得到实现的程度不一样，表现在考分上的水平也不一样，同样未来的综合表现更不一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来说，无条件的“考卷面前人人平等”，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不公平是因为起跑时的初速度就不一样，结果怎样公平？不合理是因为潜力的差距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单纯按高考分数来决定有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可能让一部分受结构性因素限制的生物学优势被埋没。基础教育固然重要，但人类个体的成长并没有完全局限在18岁之前，进大学时分数较低的学生，奋起直追而最终出类拔萃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个同时具有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的事实，是国家允许不同省份设置不同高考录取分数线的重要依据，除非谁能证明高考分数同个人未来综合表现具有绝对“正相关”。事实上，国家不允许“高考移民”，背后也有这个考虑。
如果说因为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所以可以允许各地自行确定分数线，那么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国家在向弱势地区倾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适度增加这些地方的高考名额，显然也是合理的和公平的。弱势地区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升级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用增加高考名额的“猛药”，来治地区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沉疴”，既属无奈之举，更是现实选择。
问题是，在高等教育不断扩大的环境中，国家对增量部分的分配向弱势地区倾斜，尚能得到大家认同，而在高等教育发展基本饱和的前提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难度就明显增大。即便向弱势地区倾斜仍被认为是合理和公平的，但如果真的动到自己孩子的“奶酪”，仍然会让家长“义愤填膺”。这时候，原则不是问题，方式才是最大的问题，如何巧妙设计出一套能让各方接受的增量改革和“倾斜”方案，成为政府在教育问题上体现国家责任的关键之关键。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