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求索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生态三十余年，亲眼见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颁布。正值纪念《决定》颁布三十周年大型论坛在沪举行，叶澜教授回顾改革三十年，看到的不仅仅是让人惊叹的成就，悬而未决的顽症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难题渐渐浮出水面，她呼吁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刻不容缓。
三读《决定》
叶澜教授曾先后三次研读《决定》，每次都获得不同的感悟。
第一次是《决定》刚颁布的时候。叶澜第一次拿到《决定》时，感到“既有新奇的地方，也有不明白的地方”。“第一次，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要为社会的经济技术发展服务。”当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建设任务和教育经费筹措方式的开放，让她感到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将来临。随后，市场经济的浪潮来势汹涌，基础教育发生剧烈震荡，初高中脱钩，社会上涌现出一批民办中小学。
2005年，叶澜教授在撰写《“新基础教育”论》时，用了三个章节100多页的篇幅阐述基础教育改革的历程，巧合的是当年正值《决定》颁布二十周年。结合当时基础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情况，她反思了四个方面：其一，她认为当时的教育变革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变革的方式推理出来的，缺乏对教育本身特殊性的研究；其二，她表示“前20年，我们的基础教育重点在数量发展，缺乏对质量的深度思考”；其三，当时“拿来主义”占主导，总是根据国际变革状况思考中国变革；其四，也是叶澜在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时感受最深刻的，“我们的变革缺乏理论研究，多数是以演绎为依据推导出来，理论假设比较粗糙”。当时，她建议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注重内源性发展，从而让改革在更成熟更高质量的理论基础上继续发展。
颁布三十年后，叶澜深感与十年前相比，中国教育在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第三次翻开《决定》。义务教育普及是《决定》中对基础教育发展印象深远的一项措施，叶澜教授认为均衡发展和教育质量仍有待提高。
此外，她提到两个自主权的落实也急需解决，一是中小学的办学自主权，二是教师的自主权。“现在我们的关注点还缺乏一个维度，就是对教育领域中的每一个个体发展的关注。”
呼吁出台新《决定》
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年后基础教育改革正步入“深水区”，随着教改多层次地推进许多矛盾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比三十年前简单。”叶澜教授在论坛上呼吁，出台第二个《决定》以梳理目前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的难题，引导未来改革的方向。她表示，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生态复杂，必须要扭转固有思维，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时时充满变数的改革之路。
“社会首先要承担起它应有的教育责任。”以往教育学家总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然而叶澜教授认为，若没有社会整体性对自身教育责任的认识和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将会让基础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同时，她认为十年前教育改革照搬社会改革思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她指出，宏观改革思路无法顾及教育改革的特殊性。
学校自主权迟迟得不到落实的问题为人诟病，叶澜认为究其原因是缺乏对整体变革的思考。她提出，教改要从要素改革走向综合的整体的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要走向以学校为本、为整体的改革思路，才能在学校整体的意义上实现协调发展，体现学校自己对于教育的独特追求。”
此外，在课堂中教师主导还是学生主导的争议上，叶澜认为“一个都不能少”，她提到，教育过程是师生交互作用的过程，缺了任何一方都不能称为教育。
最后，叶澜教授呼吁，研究教育改革要“动静结合”。“三十年研讨一次，不够。”她认为，教育改革措施要通过实践检验，形成每年对教改实行情况反馈的机制，及时收获更多发展建议。
（上海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