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独山实验”
本网讯（中国教育报消息）面对优质师生外流、教育质量日渐滑坡等现实，独山县委县政府困中思变，积极引入外地优质民办教育资源，“领办”当地公办高中，本土建设，同步发展，民办教育的扩大再生产带来了独山县教师队伍精神状态的改变以及老百姓对教育事业的认可和尊重，也带来了独山县教育的“弯道超车”。
从过半中考优秀生源流向周边城市，到老百姓赞誉“有了家门口的好高中”，扼守贵州南大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国贫县独山县用了两年时间。
不深入其中，很难想象，如今，在西南边陲这个只有35万人口的小县，世代以耕种为生的百姓已对“混合所有制”耳熟能详，他们津津乐道的便是两年前引入优质民办教育资源“领办”公办高中的兴农中学独山分校、如今的独山县兴农中学。
在贵州这个多民族聚居、贫困问题突出的省份，大山深处悄悄萌芽的混合所有制学校经历着怎样的变革？混合所有制这一“新生事物”在这里又能有怎样的作为？
两份协议带来民办校“领办”公办高中的“试水”
作为唯一一位“外来户”，独山县兴农中学校长蒲邦顺的档案夹里，有两份合作办学协议书。其中一份是2013年5月10日他代表贵阳市白云兴农中学和独山县政府签署的《合作办学协议书》，也正是这份协议书把当年已经71岁的蒲邦顺“逼”上了输出理念、异地“领办”公办学校的道路。
“那年5月，独山县领导出面，让我到独山县接手一所公办学校，办成兴农中学分校，而且当年9月就要开学！我说太赶了，他们说，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们给解决，今年你必须来！”已经在贵阳把一所有着23年办学历史的民办高中办得顺风顺水的蒲邦顺不是没有犹豫，毕竟办学风险摆在那儿。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咋交待？
但转念一想，蒲邦顺想通了。
身为贵州省民办教育学会副会长，蒲邦顺知道，改革开放至今，独山县没有一所民办学校。现在县里出土地、校舍、师资，又给12年的稳定发展时间，有什么理由拒绝？
根据协议，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县里提供校舍、配套设施、设备、图书等，给学校无偿使用30年。学校聘用的在编在岗教师，如果被解聘，由县政府安排回教育系统工作。且在学校办学的前12年，县里按从100%到70%递减的比例，每年按100人的编制内高中教师年均工资补助给学校，从第13年起，教师工资由学校自行解决。
关键是，学校既享有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又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办学权利。
给民办学校“领办”公办学校提供这么优厚的条件，为啥？
曾任独山县主管教育副县长的县委宣传部长钟少兰，对此前独山教育的发展困境有着切肤之痛。“当时，独山被临近的黔南州首府都匀市的一中、二中戏称为‘生源后花园’，引进兴农中学之前那年，独山县中考成绩前500名中有230名被都他们挖走了！”
独山县想不想把高中办好？当然想！
2012年8月，独山县将全县普通高中学校进一步整合、合并。“当年将县二中高中部并入县高级中学，一下子6000多名学生，管理起来很吃力。”当时钟少兰临危受命兼任独山县高级中学校长，说起因材施教，有想法，但力不从心。钟少兰因此萌生一个念头：能不能再办一所高中？
钟少兰带着县教育局负责人、一线教师调研的过程中，与贵阳白云兴农中学的“中等生战略”不期而遇。“以前以为办得好的民办学校都是挖尖子生，没想到兴农中学就是在中等生身上做文章，不正能解决独山县的问题吗？”
“这种合作模式不是县委、县政府一头热，而是学生家长有需求。”独山县县长梁嘉庚亲眼见证了独山县兴农中学创办近3年以来发生的变化。2013至2014年及2014至2015学年度第一学期黔南州统考中，独山分校高一、高二文科、理科，高三全州第一。会考、高考成绩的飞跃自然让家长们欣喜，但梁嘉庚更看重的是教师队伍精神状态的改变、中等生发展空间的扩展以及老百姓对教师、教育事业的认可和尊重。
于是，经过了一年的“试探”，独山县放心地将280亩校园以及约8万平方米校舍的新校区提供给学校使用。将兴农中学独山分校更名为独山县兴农中学，同时保留独山民族中学校名，实行一个学校两块牌子联合办学的模式，明确学校性质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混合所有制民办学校，享有学校的人事、财务、招生等办学自主权。而这些内容都写进了2014年7月在原有协议上修订产生的第二份协议中。
从干好干坏一个样儿到老师比着干
如果说独山县与贵阳市白云兴农中学的这次牵手有什么“企图”，无非就是解决学生就近入学问题，让本地家长安心工作、外出家长安心务工。
但即使是这样朴素的愿望，引入兴农中学能否在短时间内改变独山教育面貌，不仅独山县领导心里打鼓，当地百姓更是将信将疑。毕竟走混合所有制合作办学这条路，多少有点逼上梁山的意味。
当年独山县在调研考察中，一早就明确了“外援式”办学模式，但最初锁定的目标却是公办优质校而非民办校。“公办名校以培养尖子生为主，而独山的尖子生都流失了，怎么合作？”钟少兰坦言，公办名校发展模式与独山县荒漠化实际教情间的巨大差异，让以中等生为主、实行优差相帮的贵阳兴农中学进入视野。
2013年5月，独山民族中学、兴农中学独山分校正式成立，一个学校、两块牌子，一公一民。
2013年秋季，由于新校舍尚未竣工，独山分校在独山县第三中学开始了第一年度过渡期的招生办学，自主招收的高一年级学生加上从独山县高级中学各分流9个班组成的高二、高三年级，1448名学生成为这所封闭、寄宿制普通高中的“黄埔一期”。
除蒲邦顺和十几名江苏海安支教教师外，学校的副校长和中层干部、任课教师全部是从本县高中教师中招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中考成绩和高考成绩的巨大落差、百姓对独山教师的习惯性诟病面前，独山分校能有什么作为？蒲邦顺知道，县委、政府领导在看着他，老百姓也在看着他，看他究竟有没有真本事！
能从3000元钱起家，把贵阳市白云兴农中学办成贵州省民办学校中第一所省级二类示范性高中，蒲邦顺自然有他的底气。“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全纳性教育、“贫富相济，优差相帮”的学生配置模式、符合个性发展的差异化教育、实现教师资源优化组合分配的“柜台理论”，几乎每次发展都伴随着探索与变革的经历，似乎让蒲邦顺习惯了面对挑战。况且，虽然协议上是一个人来独山，但蒲邦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光杆司令。
“通过领办，实现的是机制、理念的输送。”多次往返于贵阳、独山调研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发现，兴农中学与独山分校在教育教学上高度同步：教学上相互交流，师生互访；同卷考试，统一改卷，共同评卷；共同探讨优差相帮的教学技巧；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异地办学，本土建设，同步发展，是优质资源的输出与民办教育扩大再生产的一种新模式。”
虽然在12年内保留公办教师身份，但从公办学校向混合所有制民办学校迈出的这一步，对很多独山教师来说，并不轻松。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教师’，去留问题曾经很让我困惑。”已经在独山县民族中学从教22年之久的陈亚莉，此前对混合所有制学校一无所知，最后还是凭着赌一把的心态选择了中年转型。从以前干好干坏一个样儿，到现在老师们比着干，陈亚莉在独山分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业氛围。虽然获得的奖励可能只是一张奖状，她也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尊重和鼓舞。
“国贫县的教育发展思路毕竟和经济强县不同，如果完全办成民办学校，收费太高，学生家庭难以负担，而混合所有制的办学模式恰恰能让独山的高中教育实现‘弯道超车’。”独山县教育局常务副局长吴昌文说。
“实验”向“常态”的转型困惑
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这所学校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探索究竟能走多远？
蒲邦顺始终觉得，出地出房出设备给兴农中学办学，独山县一点都不亏。“即使我不来，独山县照样要盖房子办学校，照样要给老师发工资。现在除了成绩有目共睹，优秀生源都留下来了，孩子读书也不用舍近求远了。”
钟少兰也说，县里投资建校舍，等于是给独山的娃娃们上学买单！而且这个单买得值！县政府帮助学校降低运行成本，校舍、设备产权归政府，学生学费仅为纯民办的贵阳市白云兴农中学的1/6左右，让大多数学生可以进得去、读得起。
“这种联合办学模式将国有资产与私有资产有机组合，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引入私有资产以助推教育的基本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吴霓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土地所有权及校舍等硬件投资为主的生产资料作为物质资源部分，将师资建设与学校管理作为劳动资本的非物质资本部分，以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二者共同构成了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组合。
有效期为30年的“5·10协议”的补充协议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由县教育局在2015年8月前按民办高中审批程序报请黔南州教育局为独山县兴农中学办理《办学许可证》。”但实践中却遭遇“校舍是国有”、“政府负担12年教师基本工资”是否符合办证条件等质疑，迟迟不能办理导致学校财务活动开展陷入困境。
虽然有县委、县政府的两份协议保驾护航，有多年民办教育办学经验的蒲邦顺还是觉得不踏实：“不是我信不过县里，但一旦领导班子更替，就会有不可预期性。”
“独山县兴农中学办理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就卡在土地证、教育教学设施没有在学校名下，要求产权必须明晰。这也是独山县兴农中学取得‘名分’的主要障碍。”在这件事上，独山县教育局局长桑建安也有无奈。由于高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需要州一级政府认定。“混合所有制办学按现有文件找不到，但就是文件中找不到，才叫改革创新。如果1978年按文件办，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桑建安认为，独山县跨出了条件框框，再走一步，就可能创造历史，县里也在论证以租赁校舍的方式为独山县兴农中学办理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