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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槿 胡咏梅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收入分配的重要决定因素，教育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利用1988—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四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基于扩展的Mincer收入方程，估计经济改革以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发现，1988—2002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呈现出随经济改革推进而快速上升的态势，其后的五年间逐渐趋于平稳。不同性别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显著差异，不过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而逐渐趋于下降。不同职业阶层、所有制部门与地区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并没有明显缩减，而是呈波状起伏变化的趋势。由此，随着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实施，缩小地区间和不同职业阶层、不同所有制部门的收入差距，首先需要高度重视教育等人力资本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激励作用，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力度，以提高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素质，增强区域人才竞争力；其次，深化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革，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减少阻断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的体制性壁垒，以提升劳动力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效率；尤为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开放和发育程度，健全和完善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这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吸引优质人力资源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对劳动力人口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2002年在《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中我国首次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工作重心，以着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随着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教育在通往人才强国之路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教育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教育投资产生的回报率因而显现出渐趋上升的趋势（李实、丁赛，2003；Zhangetal.，2005；李宏彬、张俊森，2008）。
从经济改革进程来看，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30多年的体制转型以后，市场化机制已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最重要方式，包括劳动力与薪资报酬在内的各类资源分配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化机制来完成。
因而紧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教育作为收入分配的重要决定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Yang，2005；陈纯槿、李实，2013）。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有自上而下渐进式演变的特点，各个省份和地区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的解除速度并不一致，加之原有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一，以致各地区经济发展至今仍带有鲜明的二元性和非均衡性的结构特征，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那么来自不同性别、职业阶层、所有制部门与地区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趋于下降，仍是值得我们深入细致考察和实证检验的问题。
以往关于中国教育投资回报率的经验研究大都是基于特定年份的微观调查资料，并且运用不同控制变量和设定标准的收入方程，所以对此类研究的估计结果进行直接比较并不合适。而采用具有可比性同类数据并且在不同年份中设定一致收入方程的研究当中，以测量和估计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作为研究旨趣的尚缺乏对不同特征群体的教育收益差异进行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于1988年至2007年期间进行的四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估计经济改革以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变动趋势。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除了在估计模型中控制了性别、职业阶层、所有制部门与地区虚拟变量外，本文还针对不同类别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差异逐一分类并作了更全面的系统分析。从现实意义看，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及其长期的变动趋势进行测量和估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体制转型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机制的作用，特别是教育等人力资本在收入不平等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及效应，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不同性别、职业阶层、所有制部门与地区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这对于提高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是有所助益的，同时对于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1988—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四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回报率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职业阶层、所有制部门与地区虚拟变量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呈现出一种先快速上升之后渐趋平稳的变化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同时并存的。自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私有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扩张，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断提高，教育等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也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本文以1992年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变迁路径的分野，可以大致观察到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在1988—2002年期间显现出随经济改革推进而稳步上升的态势，其后五年间逐渐趋于平稳。进一步分析显示，不同性别、职业阶层、所有制部门与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
首先从性别收入差距看，尽管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但在所有观测时点上，女性的教育净回报率均明显高于男性。从时间趋势看，1988年女性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之比为1.96，达到所有观测年份的最大值。在这一时期，较高知识与技能的女性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不足，这种稀缺性促使高技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更高的收益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实施，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长，城镇女性居民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这种稀缺性渐弱。因而，进入经济改革深化时期，不同性别的教育收益率差异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而逐渐趋于下降。到2007年，女性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之比下降至1.27，达到所有观测年份的最小值。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不同职业阶层看，教育收益率的职业差异最集中体现在体力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在所有观测时点上，体力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一直低于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同时点看，1988年、1995年体力劳动者与其他职业阶层的教育回报差异大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到2002年，这种职业阶层间的教育回报差异变得不再显著。直至2007年，部分职业阶层的教育回报差异才具有统计显著性。与其他阶层相类似，体力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在经济改革时期也显现出上升的趋势，不过相对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而言，体力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仍显得偏低。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职业阶层间的教育回报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并没有逐渐趋于下降，而是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其主要的政策含义是增强体力劳动者的综合技能水平，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藉以缩小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不同所有制部门看，教育收益率的部门差异最集中体现在私有经济部门与国有经济部门之间。
在所有观测时点上，私有部门的教育收益率均高于国有企业。但是从不同时点看，1988年、1995年私有经济部门与其他所有制部门的教育回报差异并不显著；到了2002年、2007年，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教育回报差异才具有统计显著性。到经济改革时期，不同所有制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私有经济部门。与我们预期不同的是，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教育回报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是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起伏变化过程。
鉴于私有经济部门的回报率相比国有企业更高，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亟需改变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以形成高效的人力资源评价机制和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最后，从不同区域看，我国东部地区的平均教育收益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都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都稍显偏低。从不同时点看，1988年、1995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差异大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到2002年、2007年，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回报差异变得非常之显著。因此，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收益差异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是恰恰相反。这一结果与国家长期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不足有关。尽管自2004年起我国西部地区开始正式实施“两基”攻坚计划，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内陆地区教育质量还远远落后。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认为要逐步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缩小地区间和不同职业阶层、不同所有制部门的收入差距，首先需要高度重视教育等人力资本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激励作用，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力度，以提高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素质，增强区域人才竞争力；其次，深化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革，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减少阻断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的体制性壁垒，以提升劳动力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开放和发育程度，健全和完善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这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吸引优质人力资源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