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双楼农中是新中国第一所农业学。然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年，有一次南通地委宣传部门派员采写了双楼农中教育教学改革的调查报告，省报编辑部门来电说：文章内容充实，事迹突出，但需更改校名，方可发表;省教育部门也告诉说，双楼农中事迹原本准备上《红旗》杂志，也因是农业中学，被取消发表权。如此等等，为什么一个带“农”字头的学校，生存就这么难？
苏北的一个千年古镇，因“曲水人家、荷塘月色”，得名曲塘。这么一个水汪汪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曲水流觞”文人诗话的景象。
或许曲塘的命运注定与文化有关，1958年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所农业中学——双楼农中。在距离学校不远处有几间青砖黛瓦，是我祖上的故居。听爷爷说起，双楼得名于过去这里曾建有一座双子塔。因祖宗崇尚文化，在老家门前还建有一所小学、一所初中。我生在杭州，到读书的时候，父母考虑到老家上学便捷，便把我们几个孩子先后送到双楼。
这一偏僻而又质朴的小集镇，河网纵横，河水清澈明净；蓝天碧野，满地油菜花开；小桥流水，沿河枕水人家。在这里时间仿佛止住，没有城市的喧嚣，可以在乡村小镇闲庭信步，慢悠悠地品尝佳肴，甚至坐在茶室发呆，好一个世外桃源。
坐落在这里的双楼农中，远看像一座庙，近看还是一座庙。寺院内早已空空荡荡，取而代之的是课桌椅。一级一级的台阶，直达大雄宝殿，二三个人才合抱的殿柱，让人明白什么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什么叫“中流砥柱”。
一条大河环绕着校园，桃红柳绿掩染着校舍，万紫千红的学农基地，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让一切都充满神圣，也洋溢着青春。别小看这些，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许多故事——
那是1958年3月8日，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倡导下，首创了新中国第一所农业中学。建校时，陆定一同志专门为“双楼农业中学”题写了校牌，还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专程来校参加成立大会，代表陆定一阐明了创办农业中学的背景、意义和培养目标，他朴实幽默的讲话，也赢得了到会的800多名师生的阵阵掌声。
1959年3月7日，在学校成立一周年之际，欧阳惠林同志又给学校发来贺信。与此同时，对双楼农中办学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从教学、生产和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协调解决，基本实现了学校办公、教师工资、学生书本及部分生活费的自给，使双楼农中稳步向前。
1960年3月8日，在建校二周年时，欧阳惠林放下所有事务，从百忙中赶到双楼，察看校园，深入粮食加工厂、造纸厂、畜禽饲养场和农作物试验田等地考察，并在校庆大会上讲话。这年9月23日，他又专程赶到学校，参加首届毕业生典礼，为全校师生作了形势报告。
1961年3月6日，在学校建校三周年前夕，也是在农业中学发展的关键时刻，欧阳惠林又一次出现在双楼农中，在这里召开了全省部分农中校长会议，对农业中学改制工作做了具体布置。
时值1964年，北京第三届全国人代会期间，陆定一得知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带领学生在双楼所在县搞“社教”时，他牵挂道：“双楼农业中学是我们创办的第一所农中，不知现在情况如何？请你关心关心。”会议一结束，匡亚明就直达双楼农中，正式蹲点在那里。同时，他还准备了拾粪的筐子，一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筐子拾粪，为农家驱肥，拉近与农民的距离；一边到附近农村征求对学校教育的意见和要求。当时此事还见了报，轰动全国。
1965年3月8日，校庆七周年之际，匡亚明同志专程来到双楼农中，还为全校师生作了“农业中学有强大生命力”的主题演讲。又以南京大学的名义，为学校捐赠了一批教学器材。
1984年，因双楼农中的校牌，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烂，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又为双楼农中学重新题写了校牌。
1985年11月3日，时任江苏省人大副主任的匡亚明，已经离别双楼农中二十年，在走上学校大殿子时，他停下脚步，对同行的学校所在地的党支书李益民说：“‘四清’时，我曾在这里开大会，把你整倒。我搞错了，今天我得当面向你赔礼道歉！”李益民也同情地说：“匡校长，你在‘文革’中，是第一个被报纸点名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呀，谁向你道歉呢？”“哈哈哈”，他大笑道，“为了工作，我们都应抛开个人恩怨呵！”离校前，匡亚明专门为双楼农中题词：“发展职业教育，促进四化建设。”
1988年校庆30周年之际，陆定一同志仍不忘关心双楼农中，又一次为双楼农中题了词：“感谢同志们三十年辛勤劳动，除了农业技术以外，还要学习农业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瞻望将来，农业是一个难关，必须及早注意，加以解决。”
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列出这一串时间，就是想告诉世人：生命的真谛不在于你呼吸的次数，而在于那些令你屏住呼吸的时刻。一所普通的农业中学，凭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勇气和顶层设计，并持之以恒地牵挂与关照，这在中国恐怕绝无仅有！
正因如此，双楼农中在这块希望的田野上，经过五十多年的冬耕春播夏忙秋收，为农村输送了近十万农技人才；学校在探索“教学、科研、生产、经营、服务”的特色办学之路上，也使得双楼农中这个“第一面红旗”愈来愈鲜艳。
当然，双楼农中给无数像我这样从那里走出的学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与思念：“恰同学少年”，我们喜欢那座校园美丽的倩影，我们热爱那方希望而肥沃的土地，我们更怀念那里清新无比的空气……
可惜，好景不长。近年来，我已愈来愈不愿提及双楼农中，甚至想早点远离那里。不是说我没有母校情结，也不是说我没有缠绵乡愁，是因为我那所曾经就读的双楼农中，不知道被谁，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校突然被拆迁了。
如此景况，我以为是一个生命遭遇“扼杀”，令我长歌当哭，卧床难起。大概是我太推崇国外对学校建筑的保护了，一座房子至少可以住三代。许多百年老校建筑都是石头垒的，看上去很笨重，墙体很厚，特色明显，像古城堡似的，每栋房子都标注了建造年份，随便走进哪幢老教室，都能听到很多故事。
一幢幢老房子组成的校舍，就是当地一部生动鲜活的历史字典，也是独一无二的的文化传承。潘耕贵校长告诉我，1965年秋到1966年春，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两次来双楼农中拍摄纪录片，负责编写电影剧本的江苏省文联主席李进同志曾写过一首七律诗：“大有可为屋顶呈，改庙攻书育后生。开机用电需新手，喜听机声伴蛙声……”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双楼农中，但这些仅此留进我们的记忆。
就在我对双楼农中渐渐忘却之时，今年清明，逢我姐病故五年，为了祭姐，我必须踏上那条曾经带给我快乐，也带给我悲伤的故乡之路。已是头发雪白、步履蹒跚的原双楼中学校长潘耕贵，也是我老家邻居，他得知我返乡，在第一时间上门找我：“无论如何要抽时间，写一写母校。再不写的话，历史可能就将我们抛弃了！”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回对我这样说。
本来书写母校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为什么迟迟不肯动笔，除了我不是专业作家之外，主要是母校被拆迁，始终让我难以接受这一事实。这次潘校长，还将他日积月累保存的一些学校资料，无偿交给我，并对我说：“时间也许对我不多了，但这些资料也许对你写作有帮助。”他说得那么沉重，甚至有点惶恐和忐忑，仿佛一把匕首，倒逼我必须拿起笔。
是呵，校长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与魅力的符号，如今潘校长在我面前，却是那么茫然与孤独，我的心突然一酸。记得在前年，我拙作的《金融战国时代》一书，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亚洲院士陆德在病床上审读了出版社送去的校样，还做了认真细致的读书笔记。在他约我及出版社面谈时，我才知他是陆定一的儿子，而我是他父亲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农业中学培育出来的学生。我们之间，自然又多了一份亲近。
陆德先生告诉我，他正在整理家父有关教育方面的材料，希望我能助一臂之力。但昔日双楼中学早已被拆迁，他一定不知道这些情况，我也不敢直面告诉。我怕给陆院士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我仅是随口一应，抽时间要帮他整理双楼农中的一些资料。此事，一直令我十分纠结。
说句心里话，没有了“改庙攻书育后生”的学校，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牵挂，或者值得我们怀念的呢？我在这种迷途中徘徊，找不到出口，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就在匆匆岁月，把我们的青春慢慢消殁时，大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小到基层校长潘耕贵，他们为了这所带“农”字头的学校，应该说吃尽了苦头，饱经了辛酸，但他们没有退却，始终默默地前行。譬如，创办之初轰轰烈烈，学校性质属于民办，政府一不给经费，二不给特殊的收费政策，有几回学校挣扎在濒临死亡的边缘。
后来，碰到代课老师转正，审批时，也因学校性质，所有的代课教师都不予转正。此时，全校哗然，人心不定，许多老师纷纷逃离学校。
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有一次南通地委宣传部门派员采写了双楼农中教育教学改革的调查报告，省报编辑部门来电说：文章内容充实，事迹突出，但需更改校名，方可发表。因为江苏是农业中学的发源地，“文革”以来江苏没有发过有关农业中学的文章。省教育部门也告诉说，双楼农中事迹原本准备上《红旗》杂志，也因是农业中学，被取消发表权。
如此等等，为什么一个带“农”字头的学校，生存就这么难呵？虽然教科书一直在告诉我们，中国以全球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但现实情况是，越来越没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愿意做农民，因为农业挣钱太少，即使是那些挣到了钱的农民，在他们收入中纯农业收入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这些，有谁在担忧呢？
还有中国农业后继乏人问题的日益凸显，也许这正是几十年来，倒逼双楼农中，含辛茹苦向前。正如潘校长一板一眼地提醒我：“目前农村出现另一个意义上的‘三化’，即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这些，都知道吗？
“今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已十分突出，也许再过十年农民在中国就要消失了。”我没想到潘校长会说出如此忧心忡忡的话，“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不留在家里，城里还会有人愿意去农村？没有农民，中国的农业怎么可能发展？”这些，请问你懂吗？
听着潘校长滔滔不绝的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双楼农中又遇上了交通不便，学生难招，老师难留的问题。这就向农业中学提出了问题：一方面教育如何改革，另一方面学校是修路还是搬迁。当时学校横下了一条心，选择了搬迁。他们就像避“瘟神”一样，要赶紧搬出那片乡村僻野。
的确，目前的学校搬迁，虽然没有离开双楼，可能区位更好了；而且目前学校也已升格为中专，虽说还是学校，可能更上了一层楼，但我要提醒的是，对2013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关于“谁来种地”的问题，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这就亟待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
试问，像现在这样的学校能担当吗？潘校长没有正面回答我。当下正逢“美丽乡村”建设，空心、老去、消亡，不应是农业学校注定的结局。谁都知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没有智慧，“三农”扶不起来；没有“中国梦”、越扶越贫穷。不管是扶智还是扶志，必须靠对口教育。这样才能让农村农业留得住当地年轻人、引得进外来年轻人。如通过教育，就像许多大量兴起的观光农业，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年轻人才自然愿意留在村里当农民，高素质的人才也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事实上，在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眼里，判断一所高中好不好，往往看它有没有“重点”、“一级重点”这样的头衔。笔者以为，这样的评价标准应该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省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的评选。让学校的课程真正多样化、有特色起来。简单地说，就是有足够的必修课、校内选修课、校外选修课、用学分制管理的学校。让不同的人能做出适合自己的生涯规划、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让人有深层次的发展才是教育的本源。
在这里，特色示范学校和过去更看重升学率的重点中学比起来，能为不同的孩子打下不同的基础。这样，才不会造成“千校一面”的情况。我担心我的表达不达意，我又系统翻阅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农业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我还发现《当代中国》的教育卷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众多报刊媒体上，都先后推荐了“双楼农中”的教育模式。
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告诫我们的：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在这里，教育均衡化的诉求，绝不是通过“广种薄收”式的运动，制造出一块块见圆见方的“标准农田”，而是要根据地形地势、作物条件，催生一个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有机农业”。
此时，不知人们有否感叹：农业中学，其实很简单。她可以让我们流泪，甚至让我们失望，尽管这样，她站在那里，我们还是如情人走过去牵住她的手，身不由己。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农民的勤劳和智慧，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因为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中国开辟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为农民的付出和牺牲，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因为农民的勇敢和创造，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当春雷滚过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万紫千红的春色，不仅是曾有的拼搏奋斗的豪迈，更有无限美妙的未来。
是呵，教育可以与我们青春一样，没有衰老，也不曾远去！
亲爱的双楼农中，请别嫌替我唠叨，我的老师邵燕祥有一首诗《记忆》是这样说的：“记忆说：我是盐。\别怨我\撒在你的伤口上，\让你痛苦。\\把我和痛苦一起咽下去——\我要化入你的血，\我要化入你的汗，\我要让你，\比一切痛苦更有力。”
衷心祝愿双楼农中，短了过去，长了未来！
让我们紧紧拥抱住个春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