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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图片来源于网络）
访谈嘉宾：李培根（根叔），生于1948年，湖北武汉人。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工作。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李培根的演讲《记忆》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2014年3月31日，李培根发表离任演说《遗憾》，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引发了热烈讨论。
访谈时间：2014年4月20日
访谈地点：中国工程院
去年八月份，《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奔向世界一流的大学缺少了文明》一文，让我眼前一亮。文章写道，中国重点大学固然缺少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等，但这还不是制约中国大学奔向世界一流的最关键因素，而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大学自身的文明程度。作者继而连发几个质问，其中之一是：“教育应该让学生自由发展，应该让学生更好地‘成为人’，这才是人的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教育。我们一向重视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但实际上大学中存在严重的道德教育困境；我们重视了意识形态的教育，却忽视了必要的公民意识教育。如果不少学生缺失公民意识、责任感，教育能说是很文明的吗？”
在“世上已无蔡元培”的今日，有这等见识的校长让我佩服不已。看完文章，我记住了这位作者：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非常强调从国家层面上调整我们的教育方针，把“人的自由发展”放到首位。在去年的人大会上，他专门为此写过一份提案。他也希望大家注意到教育的宗旨和方针。
为什么呢？
在邮件中，他给我引述了一段话——
卡尔·雅斯贝斯谈教育的意义说到：教师们在缺乏任何统一的教育思想的情况下强化着自身的努力；论教育的新书层出不穷；教学技巧持续扩充。今天，单个的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整体的支撑，他实际上仍是软弱无力的。而且，我们的善所独具的特征似乎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教育正在瓦解而变成无休止的教学法实验，这个教育的解体所形成的是种种无关宗旨的可能性。人们为自身努力争得的自由正在消散而成空洞无效的自由。一种尝试迅速地为另一种尝试所取代。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法不时地被改变。（《时代的精神状况》，P67，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当然赞同这段话。但是，又有了新的疑问：国家层面的教育方针真的那么重要吗？美国的教育那么发达，但我从来没听过他们有什么国家层面的教育方针。
李培根的回答是：“如果在欧美，的确不重要，因为他们把大学自治、自由看成天经地义的东西。什么方针让学校自己定就行了。然而我们习惯了大一统，要改变大一统的教育，就得从国家教育方针开始。”
可是，即便我们国家真把“人的自由发展”放到了教育方针的首位，我们的教育就会有改变吗？我担心它难以落地。
李培根说：“的确改变不会立竿见影。但真正松动之后，总会有效果，例如意识形态教育可能不会强调那么厉害了，能够到这一步就算很大的进展。”
在谈及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时，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玉良曾说，“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校长没有空间，还是他们缺乏担当而没有去改变？
作为一位在华中科技大学当了9年校长的人，李培根的现身说法，也许很值得我们参考：“两者兼而有之。现在的体制决定了大学校长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意图办学，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学课程中过多的意识形态东西，校长有权力减一些吗？即使书记与校长的主张完全一致，也做不到。至于还有很多两个一把手不一致的事情，校长能够说了算吗？当然的确有校长缺乏担当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把位子看得特重要的校长。”
我还算是一个说真话的校长
蒋保信：我主要想请您谈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您个人的教育理念，第二部分谈谈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问题，第三部分谈一下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问题。
李培根：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有关系。我们讲教育现代化，首先理念要正确。
蒋保信：您去年在中青报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思想引领未来》，一篇是《让大学生有真正的记忆》，这两个文章发表之后，影响还是挺大的。几天之后，《南方周末》就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题目叫做《当校长要如李培根》。那位读者说，他希望中国高校的领导们先不要说学德国的洪堡、民国时期的蔡元培，先超越李培根再说。
李培根：对我来说，那是过奖。
蒋保信：我想这说明了，您作为一个教育家，除了受到华科学生的认可之外，也得到了一般读者的认可。
李培根：称我是教育家，我不敢当，但我还算是一个说真话的校长。当然，在校长这个位置上，我在教育方面的确有比较多的思考。至于水平怎么样，我不敢说，但我还是愿意思考的。如果我不做校长，或许就不会去思考那么多问题，既然做了校长，就得有这份责任。这些年，我在报刊杂志上发了近四十篇谈论教育的文章，也算是自己的一些思考。
建议把“人的自由发展”，放到教育方针的首位
李培根：说到教育理念，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根基上认识教育》。我认为，我们国家没有从深层次、从本质上去思考教育的意义。从根基上认识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说得简单一点，一个字就够了--“人”。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讲人的意义。我们真的要很深入地去认识教育的话，应该从生命活动的性质、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存价值的尊重等方面去考虑。然而，我们做得很不够。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是超越生存这个范畴而自由自觉地活动，这个非常重要。其实马克思有一句话，好像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篇文章里讲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没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教育。
下面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个问题，教育的宗旨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总感觉到，我们长期以来是从工具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而不是从人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这是很遗憾的。
蒋保信：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培根：首先讲我们在教育方针上的问题。从我小时候念书开始，中国的教育方针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这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当然，后来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我们还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学生将来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没错的，也需要这样。但是，如果教育的方针，或者说教育宗旨，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就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够的。要真正地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教育，就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制定国家的教育方针。
去年在人大会上，我提过一个关于修改教育方针的提案，我建议把“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条，加到我们的教育方针里，而且放在首要位置。说具体一点，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其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有一句话，“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不仅是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还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最基本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宣言》奉为经典，却忽略了这句话。长期以来，“自由”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自由化、自由主义之类的东西，我们甚至时不时把“自由”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有时候也谈“自由”，但是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名正言顺。其实，马克思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西方有一些学者非常强调人的意义，包括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像弗洛姆，我看过一些资料介绍，他也非常强调人的意义。但是，我们很多人却把这些东西都扔掉了，这是很可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