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博雅讲堂”首场讲座3月27日在上海开放大学开讲，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做客博雅讲堂，以“从2014‘全国两会’看上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主题，向广大师生介绍了今年两会中一系列的教改热点，其中关于教育均衡问题、高校治理结构、民办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思想误区和转型难点等，引起广大师生的共鸣。
3月27日举行的“博雅讲堂”时事讲堂吸引了全市六十多所高校的百余位师生前来聆听。印杰关于教育均衡、高校“去行政化”、职业教育等方面的诸多观点引发在场师生的极大兴趣。
教育均衡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
“教育制度的目标不是不断淘汰人，而应该是让每个人都成才。”在谈到“教育均衡问题”时，印杰这样强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教育改革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热点，而教育均衡，则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在印杰看来，教育均衡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如果农村学生无法靠教育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那么社会阶层就会被固化，两极分化也会加剧，这些都会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倡导教育均衡就会向全社会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无论出身如何，只要通过自身努力，就都有突破原先阶层的机会，进而实现自己的梦想。”
印杰表示，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步伐走得相当快，但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总是以牺牲公平的前提来追求效果。如今，这种发展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社会的视角就又需要回归公平。在教育方面，国内多年来始终面临需要用教育均衡来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学生进大学难的问题。”据印杰介绍，目前国内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能读到全国顶尖高校的比例很低，这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落差非常大。虽然国家始终在想办法提升这个百分比，但由于招生一般都以省级为单位，因此很难控制农村学生与非农村学生进入高校的比例。为什么国家在发展，但农村学生进入顶尖高校的比例却在下降？印杰认为，这与十几年前风靡全国的“合并校”之风有关。国家为了促进学校规模的扩大、硬件设施的提升，以及师资配备的标准化，就把很多村小给合并成了乡里小学，中心校也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县中，虽然教育的质量提升了，但学生上学的路更远了，经济负担也更重了，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却没有显著的改善。“有些家庭因过于贫穷而无法送孩子去县城读书，那么基本就没什么机会考上好的大学了。”印杰表示。
由这样的现状所引发的第二个教育均衡方面的问题，就是“超级高中现象”。据印杰介绍，上海大部分中小学目前的班额数是40人一个班，一般是8-10个班级，但在其他省份，却有着很多90-100人的班级，平均每个学校会出现1万人的学生总数，这就是“超级高中”。印杰表示，这样的学校虽然升学率很高，会吸引一大批高质量生源，却是以牺牲一大批高中为代价的。“他们用重金把最好的学生吸引进去，用绝对军事化的管理把他们培养成应试高手，每天的时间管理甚至精确到一分钟，丝毫不给予学生自由思想和创造的空间。”
在印杰看来，这其实就是国内教育的一个思想误区，总是想着要不断地给教育“押宝”，家长总是为孩子选择更好的学校，学校总是选择更好的生源，国家总是选择更为精英的人才。
高校“去行政化”需要下放“三大权力”
除了关注教育均衡外，今年全国两会另一个比较热门的教改话题就是高校治理结构的改革。印杰表示，如今，很多代表和委员都越来越关注大学自主权问题，也就是“去行政化”的问题。高校总希望政府能够放权给高校，让他们在发展道路上有更多的选择。对此印杰表示支持，但他同时认为，在操作和执行的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也应注意，大学自主权其实应该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是审批权、经费投入方式的变革，以及考核与排名的多元化机制。印杰认为，如果这三大权力不是一起下放给高校的话，那么提高大学自主权依然是一句空话。以经费投入方式为例，一般包括经常性经费和专项经费两类，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以前都是专项经费投入得多，经常性经费投入得少，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对于大部分专项经费而言，校长的支配率很低，而且由于大部分专项经费都属于竞争性经费，并与项目本身直接挂钩，因此即使学校申请到，也未必能够用于自己实际需要的方面。“鉴于这样的现实，上海今年就对此作了调整，将原来仅占40%的经常性经费上升到了60%，而原来占60%的专项经费则下降为40%。”印杰认为，这种经费投入方式的“倒挂”，将有利于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实现更进一步的转型和发展。
“当然，‘去行政化’也并不仅仅是要解决好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高校校长们往往会忽略的另一层，就是‘去行政化’还意味着要解决好高校与学院之间的关系。”印杰表示，这就要求校长不能只想着政府给权，还要想到自己放权，尤其是将行政与学术相分离，排除高校内部行政干预学术的可能。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非完全对立
在当天的讲座上，印杰还谈到了教育界长期争论的两个话题，其一是教育的目标究竟应该更侧重于培养人的本源性目标，还是侧重于功利的实用性目标；其二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应该如何。
在第一个问题上，印杰认为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教育的本源性目标在于培养一个人具有道德观、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教育的实用性目标在于要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工作，有自己的事业，能够展现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首先要学会自食其力。“因此，我们绝不能离开实用谈本源，而是要将两个目标统一起来，不失偏颇地看问题。”在印杰看来，中国社会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人口红利会不断地改变，未来的发展所依靠的不再是廉价劳力，而是高质量的人才，这就需要所培养出的学生既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能将自己所学的专业与国民经济的需求相匹配，不能过于功利，也不能躲在象牙塔中高高在上。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能推导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英国高校更为‘出世’的话，那么美国高校则更为‘入世’，坚持以服务社会为导向和目标。”印杰认为，国内大部分人都习惯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对立起来，一定要将两者的地位排出高低，这是很不合时宜的。从美欧高校的发展模式来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差别，其实只是教育的方式方法及培养人才的目标不同，两者并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其实，我们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定义中就可以发现，教育在每个学段之间有着不同的状态，初中前都是普通教育，之后就分流为普教和职教，但到了本科以上，两者又要合二为一。”在印杰看来，其实很多高校教育中是同时蕴含着普教和职教两种内涵的，差别仅仅在于普通教育更侧重于理论体系的培养和知识体系的形成，而职业教育则与工作岗位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像医学、法律、MBA 等学科其实与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更为接近。
“其实，很多行业在培养顶尖人才的过程中，都是普教与职教相结合的，以旅游学院为例，上海就没有一所非常好的学校，现成的也是纳入职教体系中的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但世界上最好的旅游学校却是顶尖的研究性大学，即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普渡大学，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毕业后第一年都要去五星级宾馆里从头做起，端盘子、铺床等所有最底层的工作都要做一遍，但第二年就可以直升上大堂经理。”印杰坦言，同样的情形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家长不可能让已经硕士毕业的孩子去给人端盘子、铺床。“可见这就是理念的差别。美国高校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的教育中含有很大的职业教育内涵及成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更紧密，因而创新驱动力也更强。
观点：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并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
关于教育均衡
“当我们把宝压在少数精英身上，必然就要牺牲、淘汰一大批不那么精英的学生； 相对应的，家长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晚被淘汰越好。但剩下来的精英真的就一定是栋梁之材吗？”印杰表示，如果教育能够改变这样一个陈旧的思想观念，把淘汰人的过程转变为让每个人都成才的过程，那么学生就会获得更为自由、更为健康、更具多元选择的成长空间，他们也才会更有机会获得成功。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
大学自主权其实应该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是审批权、经费投入方式的变革，以及考核与排名的多元化机制。“‘去行政化’也并不仅仅是要解决好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还意味着要解决好高校与学院之间的关系。即使没有政府参与，如果高校解决不好与学院的关系，那么走的依然是行政主导的道路。”
关于职业教育
国内大部分人都习惯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对立起来，一定要将两者的地位排出高低，这是很不合时宜的。从美欧高校的发展模式来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差别，其实只是教育的方式方法及培养人才的目标不同，两者并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