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民办高校招生竞争加剧之际，一家拥有约10万名在校生的中国教育集团，准备花费近10亿港元买下一所爱尔兰高校。
2026年8月5日，中国春来教育集团（下称“春来教育集团”）宣布，拟以1.275亿美元（约合10亿港元）收购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的全部已发行股本及配套知识产权。
交易若完成，这家从河南起步，旗下拥有商丘学院、安阳学院等7所高校的教育集团，将首次把办学版图延伸至欧洲。
这不是中国民办教育资本第一次出海。近年来，宇华教育、中教控股、希望教育等集团先后收购海外高校；另一些民办高校则通过共建学院、输出课程、人才培养等方式开展轻资产合作。
2025年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提升高等教育海外办学能力。对于部分面临国内扩张空间有限、招生竞争压力大的民办教育机构而言，海外市场正被视为新的增长出口。
随着民办教育“走出去”，行业层面也给予了相关支持。2026年1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成立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发展专业委员会，其将针对出海办学遇到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专题研讨，推动行业自律、反映行业诉求并争取政策支持。
但买下一所学校只是开始。从寻找标的、支付收购资金，到维持办学资质、建立本地生源、处理投资方与学术权力的边界，每一步都可能决定跨境办学最终成为新的增长点，还是变成新的资金包袱。
高校出海的主要形式
春来教育集团创办于2004年，最早从商丘起家，后逐步扩张到华中多地。2018年，集团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河南第一家上市的民办教育集团。
彼时正值民办高等教育集团密集上市期。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至2020年，至少有18家民办高教公司赴港上市，民办高教逐渐在港股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板块。
上市为部分教育集团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资本支持，海外市场也由此进入它们的视野。
2019年，宇华教育以2.19亿港元收购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中教控股以约6.2亿元人民币收购澳大利亚国王学院。希望教育集团自2020年起，接连收购了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泰国西那瓦国际大学等4所大学。
从目前公开的跨国高校收购案例看，直接收购海外高校的参与者，多为具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头部教育集团和上市公司。不过，也有少数民办高校入局。例如潍坊理工学院，2024年通过其控股公司收购马来西亚汝来大学70%的股权。
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监事长马学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类重资产出海，目的之一是配置海外教育资产，降低集团整体业绩波动、分散海内外风险，维护市值，“如果运营得好，也会增加相应收入”。
相较于动辄数亿元的“买”学校，更多民办高校选择轻资产出海：与海外高校共建学院，输出课程、师资、职业标准和培训项目。
例如，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在菲律宾共建海丝学院，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还在马来西亚共建中马数字技能人才培训中心，面向跨境电商、AI开展人才培训。
马学雷解释，轻资产模式投入低，通常由境外的合作机构院校负责申请当地办学资质，中方输出课程和教学服务，并承担教学质量责任，“这是当下民办高校出海的主要形式”。
两种路径背后的能力并不相同：重资产模式更接近资本驱动的海外资产配置，轻资产模式
则更依赖课程、师资和人才培养能力。
受访专家认为，无论采取哪种路径，民办教育机构走向海外，都与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关。
在浙江省发展民办教育研究院院长田光成看来，国内民办高校扩张在现实中受到一定约束。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若大量民办高校集中在一家或几家民办教育集团手中，容易产生连锁风险，相关部门在内地的并购审批中较为谨慎，“有的甚至审批了一两年才批下来”。为此，不少高校会转向海外。
招生压力则构成另一重推力。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梳理，2026年，多地民办高校在招生中出现计划缺额。例如，江西首轮征集志愿中有44所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其中多数为民办高校；广西物理类首轮投档中，也有20余所民办本科院校专业组出现零投档。
“百姓教育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下降，以及毕业生就业状况恶化，都给民办高校的国内市场带来了压力。”田光成认为，民办高校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出海是其中的一个突破口。
马学雷从高等教育供给变化解释这一趋势：优质本科不断扩容，学生选择高校时更加看重质量与学费之间的性价比。民办高校同时面临政策要求提质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压力。
价格比国内低
对于民办高等教育集团而言，收购一所海外高校，买的远不止一块校园资产。
田光成分析，当前一些海外私立高校同样承受经营压力，部分学校因此流入交易市场，成交价多在9亿—10亿元，甚至更低。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发现，国内本科院校的交易价格往往在10亿元以上。
田光成认为，和收购国内本科院校相比，收购海外高校“性价比更高”，因为海外高校的价格比国内低，而且“教育层次丰富，不仅可以开展本科教育，还拥有研究生乃至博士教育资质”。
以春来教育集团拟收购的都柏林商学院为例。公开披露显示，此次交易涉及两大主体：一是都柏林商学院在爱尔兰的办学主体，拥有当地高等教育办学资质、学位授予权及国际学生招生资格；二是其在马来西亚的全资子公司，负责东南亚区域的招生推广和预科衔接课程，将打通亚洲生源输送通道。
收购清单还囊括都柏林商学院数十年的课程体系、品牌教学资料、数字化教研平台和专业认证授权等全套知识产权，使原有办学体系得以完整承接。
马学雷解释，教育集团可以直接获得一所当地认可的、具有学历授予能力的高校，不必从零开始申请资质、搭建课程体系和建立招生网络。这些已经运行多年的教育资源，还可以嵌入民办高校或集团原有的学生培养体系。
希望教育集团收购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后，便尝试打通集团旗下国内院校与英迪国际大学之间的跨境升学通道，推出学分互认联合培养模式及本硕直通项目。
这套升学通道不只是面向集团下属学校。南方周末记者搜索发现，英迪国际大学与国内电子科技大学、集美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多所学校都建立了“2+2”项目合作。
田光成解释，如果一个教育集团同时拥有国内高职、本科院校以及海外大学，就可以搭建贯通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国际学习通道。这既增加了国内学校的市场吸引力，也增加了学生的教育选择。“高职升本科、本科读研究生都变得更容易”，海外学校由此成为国内院校教育链条中的一环。
海外高校的课程、专业建设和国际合作资源，也可能被反向引入国内。田光成认为，部分海外高校在课程设置、项目建设等方面形成的经验，可以用于提升国内学校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
2024年，潍坊理工学院收购了马来西亚汝来大学70%的股权，并于11月15日举行双方合并办学签约仪式。（图片来源｜潍坊理工学院官网）
债务风险
无论是收购海外学校，还是开展合作办学，找到一家靠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是第一关。
哪些学校正在出售、当地办学规则如何、目标学校的资质是否完整、合作方是否可靠、收购后由谁来实际运营，都需要专业的判断。
田光成介绍，民办教育集团、高校想在海外办学，大多会委托当地的第三方机构寻找标的。“学校之间的转让是非常隐蔽的消息，不会在公开场合公布。”确定并购或合作项目后，第三方机构会跟进后续商谈。
但合作方本身也可能成为风险来源。
2015年12月，安徽新华学院与老挝本格集团签约，共建安徽新华学院老挝分校。但合作并未按照最初设想推进。
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双方起初正常推进合作，后来老挝方将项目的后续事务交给一位中介处理，项目迟迟未推进。“中介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对我们分校建设并不关心。”他介绍，学校正在与老挝本格学院协调，“不知后续情况会如何”。
也有教育集团靠自己去寻找目标学校。希望教育集团新闻网显示，为寻找合适的海外院校，集团国际教育部曾多次前往马来西亚，走访49所大学后，才与英迪国际大学达成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学校在了解到其收购意图后，拒绝了进一步洽谈。
合作对象确定后，真正的投入才刚刚开始。马学雷介绍，海外高校收购需要大笔资金，“即便是有实力的头部集团，也存在风险”。
宇华教育集团就经历过“出海”失败。
2017年上市后，宇华教育先后收购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开封祥符博望高中、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山东英才学院等教育资产，持续扩张版图。
2019年12月，公司发行了一笔规模超过20亿港元的可转换债券，此后逐渐面临债务压力。同时，2021年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加强了对民办教育的规范，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举办、招生、交易等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作为一家业务横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的集团，宇华教育由此面临转型压力。2024年，集团出售了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相关资产，交易价格约为2.4亿港元，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认为，本次处置将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并有助于其2024年到期可转换债券的重组与偿付。
在马学雷看来，海外学校收购完成后仍需要持续投入。如果集团自身资金实力不足，海外学校的投入和收入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原本用于寻找增长点的海外资产，反而可能成为资金负担。
“生源必须本地化”
“走出去是第一步，能不能管理好、运营好，才是中国民办高校出海真正的分水岭。”田光成强调，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出海，最终考验的仍是学校的办学和运营能力。
在他看来，首先要解决生源问题，“学校再好，没有学生就撑不住；有学生，就不用担心”。以希望教育集团为例，其官网信息显示，受新冠疫情冲击，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的在校生规模从2020年接办之初的近1.4万人降至2023年的1.2万人。
为扭转局面，集团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和品牌建设。投入见效后，英迪国际大学的学生规模回升。截至2026年5月，学校在校生达到1.7万人。其中马来西亚籍学生占61%，来自其他亚洲国家以及欧美、澳大利亚等地的留学生占39%。
马学雷介绍，生源结构同样重要。过去一些教育集团依赖海外高校承接国内学生的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升学需求，主要赚取中国学生学费。但随着国内教育和学历市场发生变化，这一模式难以长期维持。“生源必须本地化”，海外学校需要逐渐转向招收当地学生和国际学生。
有了生源，还要守住办学质量和学历认可。田光成提醒，一些国家的部分高校招生门槛较低，如果在招生和教学质量管理上把关不严，学生支付学费后接受的教育质量有限，相关学校容易沦为“文凭工厂”。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若就读项目不符合相关认证要求，其学历学位还可能无法获得认证。
与此同时，收购并不意味着可以“照国内的办法管”。马学雷提醒，海外办学必须持续符合当地监管要求，在教育教学、劳工聘用等方面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以马来西亚为例，他介绍，当地法律明确划分了学术委员会与投资方的权限，学术委员会在教育教学上有着决定权，负责课程设置、专业建设、考试标准和学位授予等事项，投资方“不能把国内的习惯带过去，直接干预学位授予、学术评价、师资选择等，会触发预警”。
当地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及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也会通过办学资质审核和质量认证，对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进行监管。“若股东为压缩预算、追求盈利，导致办学条件缩水、不达标，相关部门会终止其办学资格。”
此外，马学雷建议，在海外办学趋势下，针对重资产模式，相关部门可以简化境外办学的备案和许可程序，提供资金出境便利以及法律、治理方面的支持；对轻资产模式，则应加大对师资培养、教材开发、实习实训等方面的经费支持，并提供相应的财税优惠和信贷支持，提高企业学校合作的积极性。
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