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7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中国教育科学论坛（2025），论坛主题是“智能时代中国教育学知识重建”。本次会议在全国设立了30余个呼应会场，苏州大学呼应会场的主题是“中国教育学知识重建视阈下的民办教育理论创新”，苏大呼应会场由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和西安培华学院联合举办。浙江大学吴华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原院长阎凤桥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复旦教育论坛》主编陆一教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教科院丁秀棠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研究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李虔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阙明坤教授，郑州科技学院副校长刘亮军教授，西安培华学院党委副书记蔡亮副教授，山东女子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石猛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施文妹教授等专家以现场、视频或提交论文等方式参与研讨。现刊发阎凤桥教授的研讨文稿，以飨读者。
阎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原院长
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算起，中国民办教育已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其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全球私立教育共同体的一份子。
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下完成的，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实事求是精神指导下“问题导向”的结果，也就是说，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点一滴的积累形成了今天的发展轨迹与格局。
我在2023年参加了西安培华学院95周年的校庆活动，它比共和国成立的时间还早，属于早期私立大学的历史遗产，传承至今实为不易。2024年参加了黄河科技学院四十周年校庆活动，今年参加了西安欧亚学院三十周年校庆活动，三、四十年前，这几所学校都是白手起家，发展到今天这个面貌，在很多方面可圈可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想其创办人在建校之初肯定是想不到的，是机遇与努力结合的结果。
对于民办教育未来的走向，我们也难以给出确切的预测，套用一个通俗说法，那就是“变就是不变之规律”。作为研究者，可以静观其变。
简要地回顾一下民办教育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它最初的兴起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财力有限，而社会对于教育需求旺盛，借助1982年《宪法》中有关条款与自发市场的力量，民办学校破茧出现，并渐成蔚为大观的态势。这促使全国人大制定了2002年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并将“合理回报”作为对举办者办学行为的一种激励措施。但是，其效果有限，投资办学倾向依然明显，所以到2016年，重新修正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用“分类管理”的思想取代之前的“合理回报”。从今天看，这种设想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改革与发展一直在路上，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本月中，我去山东济宁参加了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专业建设论证会。这个学校采取“公有民助”办学模式，梁山县政府提供了几个亿的建校启动经费，实现了当年建校并当年招生。其专业设置与当地汽车业和印刷业的特色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办学采取政、产、学合作形式，吸引产业集团加入教育过程，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学校刚刚起步，成效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困难也不少，也属于“问题导向”发展模式。
其实，国外私立教育也多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形态中，其发展状况各异。从历史角度看，在早期，西方国家教育与宗教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直到进入近现代，随着政教分离格局的确立，宗教影响势力减弱，国家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者，也成为教育的主要提供者，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和其他内容的教育法。从社会形态角度看，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及其具体情况不同，私立教育发展随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美国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民间结社的基础与传统，私立教育发展态势明显，无论数量或质量都独领风骚。相对而言，欧洲国家由于政府在教育供给方面承担的责任大与管制多，其公立教育发达而私立教育相对式微。与之相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公私立教育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虽然不敢说完全没有专门的私立教育理论，但是即使有也肯定是屈指可数的。理论是对普遍实践的抽象表达，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政府、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它决定着公办教育与私立教育的基本格局。其次，非营利组织、市民社会理论为私立教育的发展提供某种学理上的阐释。在实际研究中，对于私立教育问题的探讨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海纳百川的研究取向。当然，只要存在问题，就有研究的必要，研究的价值也可以从中体现出来。据此，我本人没有奢想过很快可以建立起中国民办教育的理论体系。这似乎不太可能，当然并不排斥这方面的努力。虽然领袖人物说过，缺少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但即使没有专门的理论，只要顺社会发展趋势而为，中国民办教育事业仍然会不断向前发展。从大的方面看，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关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研究工作者要深入和自觉地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更多地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瞄准现实问题，注重通过事实来说话。
最后，借用康奈尔大学华人历史学者陈兼的一段文字作为结束语：“中国学者基于自身经历与经验以及对中国命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如能克服表达与表述层次的困难，不可能不受到那些真正关心人类与世界命运的西方学者的重视。”
2025年12月5日于北京大学燕园
（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