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详解“职普融通”背后战略深意，推进改革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统筹推进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以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让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站在了新的时代起点上。
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不仅是指高中的多样化发展，还包括普通高中和中职在内的整个高中阶段教育形态的多样化。
如何准确理解“职普融通”背后的战略深意？如何破解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向奔赴”的机制难题？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更好地推进职普融通？在2025年4月20日出版的《上海教育》杂志中，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卫对“职普融通”的话题进行深度解析，共同求解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这一全新的、破冰的教育新课题。
胡卫：大力推进职普融通 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2025年1月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以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这些有关“职普融通”的战略部署，事关我国科技人才、工程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教育综改切入口，也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职教转型肯綮。
为何要大力推进职普融通
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之所以要在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层面，大力推进职普融通工作，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六方面。
（一）国策所指：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多次发表有关职普融通的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推动职普融通”。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文件，都对职普融通问题作出了相应表述，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发展所需：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1]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6亿就业人口中有5.7亿技术技能人才，占比高达86%。如此庞大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支撑着我国规模化生产与服务体系，位于人才金字塔的底部，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顺利生产的基础保障。显然，只有构建起职普融通体系，面向全体学生着力打造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人才队伍，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民生所求：
服务高质量充分就业
当前，我国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异常突出。一方面是高校专业设置脱离现实，人才培养模式过于单一，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短缺，人才供需错配，导致用人单位招工难。因此，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和党中央所作的部署，深入推进职普融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
（四）民心所向：
化解全社会升学焦虑
由于对职业教育认识上的偏差，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常常被贴上“失败者教育”的标签。“职业课程总被视为比学术课程的地位低，更有人将其与能力低的学生联系在一起。”[2]我国实行的中考后普职分流制度，更被认为是按成绩进行的“普职分层”，其所引发的社会焦虑，既加剧了中学阶段的升学考试竞争，也影响了“双减”目标的落实。因此，必须从义务教育阶段后“中考分层”等民生痛点出发，精准施策，统筹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真正化解全社会的升学焦虑，让职业教育重拾尊严和价值。
（五）改革所要：
助推国家资历框架建设
长期以来，教育领域存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等值、彼此间壁垒森严，且横向不融通、纵向不贯通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推动建立起互通互认、共建共享的一体化国家资历框架。令人欣喜的是，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及其他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显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沟通（职普融通），将有助于深入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促进形成以资历框架为标准、以学习成果认证为保障、以学分银行为平台的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制度。[3]
（六）时机所迫：
把握未来五年窗口期
自2022年起，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2023年人口净减少了208万人，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若干年出生率仍将持续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十五五”期间，虽然我国高中阶段学龄人口仍将维持高位并有9%的增幅，但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入学人口总数将“减半”。为此，要利用好未来五年的宝贵“窗口期”，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有序推进职普融通工作，总体完成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改革和实验，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如何全面理解职普融通
要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并把握职普融通的内涵及要义，需要认真辨析四类主要观点，深入厘清三个基本特性，切实聚焦三大关键体系。
（一）辨析四类主要观点
第一，普职贵贱之分说。历史地看，职业教育的地位一直不高。在“心手分离、道义分离”的旧有教育哲学影响下，中国传统教育更是重脑力、轻体力。时至今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导致很多人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古今中外对职业教育的错误认知，导致社会各方面对职业教育的隐性歧视现象十分普遍。
第二，职业教育泛化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职业教育在一些国家的地位逐步得到突显，甚至在教育领域一度主导着职普关系。保罗·孟禄曾经提出“一切教育都是职业教育”的观点。这其实是典型的职业教育泛化论。国内有关研究也常常将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混淆，而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二者之间在定义、目标和方法上所存在的差异。
第三，职普双轨论。德国的教育系统呈现最为鲜明的职普双轨特征。很多德国教育学者都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坚守各自的教育特点，以确保不同类型的教育都能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而如若将两者合成单轨制，则会让教育质量变得平庸。在这种观点的主导和影响下，即便德国通行的是12年制义务教育，但其职普分流制度贯穿了整个教育阶段。对德国学龄儿童而言，其最关键的一次分流，即接受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早在10岁左右便已有了定论。[4]
第四，职普融通论。职普融通论的核心要义在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统筹协调、转换衔接、开放互认、合作共赢，实现两类教育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从而为学习者提供灵活、多样的教育路径。发达国家大多通过课程的灵活设置、学分或证书的等值认证等方式，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建立起等值、转换的纽带。职普融通既是国际经验，也是现实选择。近年来，职普融通逐渐成为我国教育政策关注的焦点，各地陆续开展实践探索，一些地方试行职普学籍互转、开设综合高中、开展职业体验活动等，取得了积极成效。[5]
（二）厘清三个基本特性
其一，职普融通具有系统整体性。从《纲要》涉及职普融通的内容看，其在作用领域上涉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五大教育类型；其在工作原则上关联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满足人民群众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五对重要关系；其在发展目标上指向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六个力”。毋庸置疑，“职普融通”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教育改革。为此，只有树立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把握其中的规律，并在前瞻思考中谋划全局。
其二，职普融通具有内在一致性。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虽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但两者是同一历史进程中各有侧重的发展。普通教育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时古典自由教育被推崇，职技教育被贬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悄悄滋生，其代表杜威反对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对立起来；19世纪中期，职业教育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学校制度中的组成部分；20世纪，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斗争不断、此消彼长；进入21世纪，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奔赴”。历史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也会不断转化。今天职普融通内在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目标和属性而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就内容和方法而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重视劳动教育、职业启蒙教育和STEAM教育，且都强调动手实践、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另一方面，强调职普融通，不是要“融掉”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而是要在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基础上，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通过资源共享、培养成果互认、发展路径互通等方式，实现相互融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其三，职普融通具有高效适配性。从“需求端”审视，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学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包括类型层次的多样性、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跨界的交叉复合性等；从“供给端”审视，由于我国教育依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并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痕迹，无论政策响应，还是内生动力，在教育资源配置、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都跟不上需求端的变化。破解“适配”难题，教育必须在三个“适配度”上下功夫：一是国家战略急需，二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学生全面发展。破解人才供需适配难题，需要形成需方主动参与甚至引领、供方灵活调整的动态过程。
（三）聚焦三大关键体系
一是构建职普融通话语体系。自古以来，我国先贤基于政治、民生、人文、自然等要素所提出的诸多教育思想，其中蕴含的人才观、能力观、知识观等更是弥足珍贵。我们要让这些思想穿越时空、活态呈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系统生成“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语言表达体系。
二是构建职普融通学术体系。如何以职普融通为切入口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并真正以职普融通为载体拓宽学生的成长成才通道，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要坚持以中国教育真实问题为导向，基于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多元视角，并充分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展涉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淀形成有关职普融通的本土理论，推出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的系列学术成果。
三是构建职普融通学科体系。职普融通，最终要落脚到学科布局、专业设置、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教学组织和人才培养方式的优化等各环节、各方面。就重建学科体系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破除职业教育学和普通教育学相互割裂的局面，真正从职普融通的角度充实乃至重塑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切实加强有利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发展的交叉学科、融合专业和创新教学，科学设计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特点、符合教育规律的职普融通课程体系。
如何有效推进职普融通
推进职普融通，应从高中阶段切入，并向下做好义务教育职普渗透，向上深化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同时强化国家资历框架建设，以系统性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职业教育体系。
（一）大力推进高中阶段职普融通
囿于各种复杂因素，当前各方面对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认可度偏低，且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办学形态过于单一，职普横向融通不畅，造成教育内卷局面严重，导致学生升学考试及学业负担极其沉重，影响了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此，要大力推进职普融通，力促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一是完善职普融通宏观政策支持体系。当务之急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研制出台有关职普融通的专门文件，明确职普融通的目标内容、规划策略、考核评价和保障条件等。同时，相关部门应就职普融通的具体形式、实施路径、评价标准等，研究制定一揽子配套政策和指导意见，厘清综合高中的设置标准及职普融通的财政支持措施，细化课程互选、学籍互转、学分互认的操作程序等。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依据国家层面的政策要求，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和区域发展规划，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资源加以统筹整合，制定覆盖招生、教学、评价、管理等育人全过程的职普融通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案，推动国家政策落地、落实、落细。[6]
二是支持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结对发展。建立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互通交流机制，探索合作育人有效途径，实现二者之间的学科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在普通高中课程体系中，探索引入职业取向的课程规划，尝试将职业类课程以模块或科目嵌入教育教学环节，并与普通高中现有核心课程形成灵活的课程组合，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7]
三是鼓励各地试办一批新型综合高中。各地应探索设立一批兼具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特色的新型综合高中。设立综合高中并不是将中职普高化，而是把高中学术课程与技职课程融于一校，并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允许学生在预定好的课程“菜篮子”里，自主选择相应的学术课程或技职课程，达到规定学分即可毕业。
四是力促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引导高中阶段学校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路子。总体而言，除了保留“少而精”具有品牌特色的中职学校外，新设新建的高中阶段学校应该主要定位于科学高中、人文高中、艺术高中和体育高中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以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为目标，有序布局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稳步实施“脱颖”计划，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助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
（二）稳步实施义务教育职普渗透
现实中，受升学导向影响，在义务教育阶段，职业启蒙教育、职业生涯体验和劳动教育等并未真正受到重视和推行。[8]总体看，广大中小学生职业意识淡薄，且劳动价值观尚未很好形成。为此，要稳步实施义务教育职普渗透，切实将“五育并举”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职业启蒙教育。所有的小学和初中学校都应将职业启蒙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并将职业启蒙教育与生涯规划教育加以有效结合。通过课程化的社会职业引介，有机融入“工匠精神”，助力广大中小学生的职业认知学习、职业角色扮演、职业素养陶冶、职业意识培养，从而帮助学生及早发现职业方向，从小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劳动价值观。
二是在义务教育中开展有组织的劳动教育。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都要有组织地开展好劳动教育课程，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常规学习之外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在实施劳动教育过程中，一要针对不同学段、类型、区域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二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所催生的劳动新形态，注重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三要加强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把职业教育看作劳动教育专业版，使学生既具备劳动能力和劳动素质，又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是探索将技术工程类项目融入学科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在学校教育中打破学科壁垒，把工程、技术、数学、人工智能等涉及科学教育的知识及学科融为一体，开展项目式、跨学科教学，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借鉴，在政策层面上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和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探索将技术工程类项目融入中小学学科教育，以帮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培育跨学科素养和综合性能力。
（三）扎实做好高等教育产教融合
当前，应用型本科及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类型层次不清晰、教学体系不健全、师资结构不合理、产教合作不顺畅等突出问题，影响了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此，有必要在包括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在内的高等教育领域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工作，全面深化校企合作，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完善产教融合激励政策。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供给和制度支持，力促高等学校尤其是职业院校与行业、产业、企业之间深化融合、扩大合作，激励企业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深度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包括专业、教材、课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以及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
二是健全校际合作发展机制。一方面，要通过构建不同层次职业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纵向一体化发展联盟，畅通“中职—专科高职—职教本科—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一站式升学及贯通式培养通道，以切实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推动高水平本科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之间结对合作，通过共同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联合培养关键领域高水平人才、协同建设前沿交叉学科和专业、合作开发高质量教学资源、互相培养培训教师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产学研协同、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9]
三是深化职业院校教学改革。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单独高考制度，完善考试内容与形式，更加突出技术技能水平，在为选择技职课程的学生提供平等升学与发展机会的同时，助力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更有针对性地组织教育教学工作，从而提升高等级技术型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职业类院校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鼓励和支持该类院校加强实训基地和实践类课程建设，推进高职院校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建设产业学院等方式，采用更多的真实技术、真实设备、真实案例、真实项目来开展教育教学，以提高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切性。
（四）切实强化国家资历框架建设
国外经验表明，建立完善的国家资历框架，健全权威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有利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助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发展。为此，按照《纲要》部署，要不断完善我国国家资历框架，以推进职普融通，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一是用“大教育观”统领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其一，要突破类型教育的禁锢和学校之间的藩篱，从有利于促进人的终身学习、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及快速变革的视角，构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之间横向沟通和纵向衔接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其二，要大力推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五教”融合，促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间的“互通”，做好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之间的衔接。其三，在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引领下，加快构建形成“资历标准+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平台”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体系[10]，推动教育资源整合、平衡优质资源分配、促使学生有效流动。
二是建立中高本统一标准要求的学分制。适应高中阶段多样化发展和“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式培养的需要，探索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分别建立并实施基于统一标准要求的学分制，为后续学分互认转换提供基本依据及现实基础。与此同时，要大力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和高等学校各自建立与学分制相适应的课程结构体系，采用统一规范的课程标准，稳步推行弹性学制和学生自主选课制度，并同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学籍管理制度。[11]
三是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学分认定标准。学分认定标准是学分互认的关键技术环节，也是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重中之重，应由权威的管理部门及其相应的专业机构来组织和运行。从推动职普融通的实际需要考量，当务之急是要组织制定和完善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关的课程学分认定标准，以指导和推进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认定与转换。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要联合制定有关职普课程学分互认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保障政策，最终形成系统科学的学分互认互换执行框架和保障机制。
四是在职教领域率先推广学分银行。所谓的“学分银行”是一种模拟或借鉴银行的功能特点，使学生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地点的学分管理模式。[12]为了更好推进职普融通，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相关工作部署，借鉴北京、上海等地的经验，可以结合“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深入落实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在职业教育领域率先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形成一批学分银行应用模式和典型案例，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持续成长通道，逐步探索开展各类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路径与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VJA24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于凤霞.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J].新经济导刊,2023(Z1):20-28.
[2]胡卫,阙明坤,张晨.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现状、挑战与推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24,44(12):1-7.
[3][10]崔新有,韩民,别敦荣,等.我国学分银行建设的问题审视和未来进路[J].终身教育研究,2022,33(4):9-23.
[4]陈英,钱伯彦.职业教育,德国的经验是及早分流[EB/OL].(2021-06-28)[2025-04-0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785880207080412&wfr=spider&for=pc.
[5][6][7][8][9][11]曾天山,苏敏,李杰豪,等.我国推进职普融通的实践探索、现实困难与应对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24(5):42-47.
[12]任冬梅,鄂世举,郑永锋,等.关于我国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的探讨[J].当代职业教育,2013(1):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