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治理“减负”、规范校外补习、强化标准办学、限制中外合作、分类管理以致“摇号入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民办教育站在了教育治理的风口浪尖。虽然整体上，民办教育规模在增加，但“似乎”民办教育陷于不利处境之中。民办教育从“权宜之计”的“有益补充”到拥有法律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功能转变，表明我国民办教育在迈向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地位在不断提升。
在历史上，古代私学曾经开思想学术自由之风，奠定中华思想体系。近代民办教育引入现代教育理念，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尽快摆脱“穷国办大教育”，民办教育作为民间资金进入教育，拓展了资金来源渠道，不少民办学校依靠自己的先进办学理念和体制机制优势发挥了市场导向和教育“试验田”的先锋作用。
但是，作为一种以市场自由为动力机制的办学模式，“利润”对于教育来说往往也是“双刃剑”。市场也好，资本也好，竞争机制也好，都有个度的问题。在发挥竞争、交换、资本等媒介和机制中，如果过了“度”，就会走向愿望与承诺的反面。而协调机制的建立就显得特别重要。民办教育如何在非均衡发展和均衡发展之间寻找张力，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当前诸多复杂而难解的教育问题面前，民办教育更要强化规范办学，避免自己在教育治理的大背景下成为教育改革或教育疑难杂症综合治理中的“替罪羊”。当前，各种教育问题纠缠一处，真相与假相混杂，面对如何之困难局面，走上民办教育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的大道，需要从治理“综合失灵”问题入手。
作为调节民办教育的基本机制，一般包括市场、政府、社会以及民办教育机构等。每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在一定的逻辑上产生效应，但作为一种手段，都会有着内在的弊端和局限，过度或失去了边界的运用都会导致失败或危机，也称为失灵。问题是，在一个不规范的制度环境中，特别是民办教育发展是一种“先上车，后买票”的实践逻辑时，各种手段的运用利弊丛生，其积极效应是发挥了各种手段在民办教育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反之，则是各种手段弊端的叠加诸如“资本逐利”、“权钱交易”、“垄断控制”、“劳资紧张”甚至坑蒙拐骗等。
从政府失灵来说，表现为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不足以及作为公共规则供给能力有限方面的问题，在政府与民办学校的博弈过程中，时而要么被“绑架”、“俘获”，要么则缺少有效治理和引导乏力，以至出现供给过度或不足的双重失灵问题；从市场失灵来说，表现为市场伦理的基本信用的缺失，诸如投机行为、短期行为、寻租行为等，有的地区控制有余，而弹性不足；有的地方则呈现出失范与“丛林”状态，在发挥市场作用时，市场的正面功能不敌其负面功能；从第三方评估机构或社会中介组织来说，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中介组织功能在其培育和演变过程中，也存在着多种状态包括公益失灵、法人失灵、慈善失灵、合法性失灵等，第三方机构与某些部门千丝万缕，各类复杂的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能也划分不清，边界不明，运作低效，尤其是作为专业权威和地位的认可以及作为协调政府、市场、学校、投资者之间的协调功能不到位，都导致了“第三方失灵”的问题。
上述政府、市场、中介机构以及学校作为专业服务组织所应有的职能之间，很难有比较清晰的划分。每一种手段的利弊得失，全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之中。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针对一种手段的弊端而进行另一种机制的推进时，首先放大的不是这种手段的积极功能，而是此种手段的负面功能和不良影响。这样就导致了多种机制的负面和消极症状的综合叠加，持续下去的结果就会出现系统危机。这绝不仅仅局限于民办教育范围内，某种意义上是整个教育的事情。
面对“综合失灵”问题，民办教育究竟能否走出当前的“综合失灵”窘境和困境，就需要以“综合治理”来纠正“综合失灵”的难解问题。只有管办评、放管扶等政策的真正落实；只有在职能意义上对政府、市场、学校、第三方机构功能的重新界定；只有政府归位，市场到位，社会中介组织复位，学校作为专业组织的地位得到尊重等，才能最终形成一种多中心共同治理的理想格局。
[本篇文章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我国教育2030年发展目标及推进战略研究”（VGA170001）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