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继续进行中，代表委员也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提出了哪些提案与建议吧。
3岁以下托育没人管？
将0-3岁托育纳入教育部门监管范围内
“全面二孩”实施三年来，越来越多家庭有了婴幼儿托育需求，但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幼儿园只接收3-6岁儿童，0-3岁婴幼儿“入托无门”，成为了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心病。目前，国家层面0-3岁托育政策仍为空白。
2018年全国两会上，有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加大托育服务支持。
胡卫建议，将0-3岁托育纳入教育部门监管范围内，统筹人社、民政、卫生、工商、财政等不同部门。
同时，国家需要对场地条件、设施设备、安全卫生、人员资质等提出基本的设置指标和行业标准。
此外，还应当通过公办、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模式，构建多种形式并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托育供给体系。
胡卫的提案日前获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回复。
记者从中了解到，针对备受关注的托育服务，目前国家卫健委正在牵头起草0-3岁儿童照护服务文件，将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制定托育机构硬件设施、从业人员相关标准的职责。
促进形成举办主体多元化、服务形式多样化、满足群众多层次需求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体系。据悉，相关政策将在经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住建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后给出答复。
让劳动课重回孩子们的课堂
还记得你小时候上过的劳动课吗？你孩子的课程表上还有劳动课的身影吗？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今年准备递交一份提案，重视劳动教养，让劳动教育重回孩子们的课堂。
劳动教育曾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传统。
胡卫回忆说，曾经很长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学校都开设了劳动课，但是在我国上一轮的课程改革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立，把劳动技术教育降位为四个学习领域的一个部分。
更为严重的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当前整个中小学教育，劳动教育被严重边缘化，甚至慢慢在中小学校中消失了。
中国学生的劳动能力和动手能力弱，早已不是新闻。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的学生，不仅劳动能力弱，也缺乏劳动的价值概念。
胡卫说，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芬兰非常重视劳动教育，日本学生从小就培养其家庭、班级以及学校各种日常劳动的习惯，芬兰非常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编织、木工、烹饪、家政等大量课程从小就进入校园，并且占据了相当大教学时间，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还有生涯规划都在这些课程中得以培养。
胡卫呼吁让劳动课重回孩子们的课堂。
他建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应该要与时俱进，提高对劳动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高度重视劳动教育。
要保持劳动教育的连续性，建立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各学段目标明确又有机衔接的劳动教育体系，要建立多元课程体系，形成“课程超市”，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个性化课程和选修课程等供学生自主选择，同时与职业教育的内容纵向贯通，横向连接。
小学阶段要保证开好劳动课，并在校园活动中选择安排适度、适当、适量、适合、适切的劳动内容；初中阶段应该开设“劳动技术课程+职业体验活动”；高中阶段则开设“通用技术课程+职业规划素养”。
胡卫还建议要拓展相关的校外实践，更多地借用外部手工技艺体验、工农业劳动实践、社区服务实践等方面资源，并倡导在家庭中进行劳动教育，家校合作，推动劳动教育润物无声地进入每一个家庭。
建议扎实提高小学生写字水平
孩子是家长的心头肉，除了孩子的人身安全，他们的学习生活，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
胡卫今年就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扎实提高小学生写字水平。
胡卫认为，虽然汉字书写这几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更有一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写字列入学业水平测试，但放眼全国，不少小学生的写字达不到国家语文课程标准要求。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胡卫说，写字要从小抓，小学是重点。错过了小学阶段，学生就比较难写好字。但写字教学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有良好的顶层设计，安排周密、步步落实。
为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要改革课程设置，小学生从小练毛笔。
二是着力培养教师，起点与过程都要抓好。师范院校在专业课中设置“小学写字(书法)”课程，建议大学编制统一写字教材，配备优质师资，保障学生练字时间(可作为必修课时)，同时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不合格者相关学科不予“合格”评价。
三是组织书写等级考试，提升学生获得感、幸福感。组织全国汉字书写等级考试，进一步营造写字教育氛围。
校园欺凌事件屡发生，
不能依靠“私了”解决问题
近两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屡屡见诸报端。所谓校园欺凌，亦称霸凌，是指在校园内外学生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多发生在中小学。
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也暴露出社会各方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教育方面的漏洞。民进中央敏锐地关注到了校园欺凌现象，并建议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校园欺凌处理办法，明晰学校和教师的反欺凌责任，给予学校适当惩戒权。此外，不少政协委员也非常关注校园欺凌，并纷纷建言献策。
建议工读教育由自愿改为强制与自愿相结合
民进中央指出，校园欺凌治理政策的操作性有待加强。校园欺凌问题的辨别、介入与处理极其复杂。
目前的治理政策指导性不强，政策内容及配套措施欠缺可操作性，在事前预防、事中处理与事后平复等过程中面临操作困境。
现行政策下，学校执行治理政策的努力只能改善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现象，较为隐蔽的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问题继续存在。学校介入与处理欺凌的方式集中于“教育与鼓励”“移交公安部门”两种，与校园欺凌类型的多样性、复合性不匹配。
其次，学校欺凌治理的权能有限。学校在面对欺凌事件时，处于政府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夹心”位置，同时承受两方面压力。欺凌者的未成年人身份，使得公安、司法机关难以介入到欺凌事件中。
由于缺乏教育惩戒权，缺少法律顾问和专职心理教师，学校欺凌治理权能有限。大多数学校既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防治体系，也没有建立针对欺凌治理的激励与处罚机制，更缺少欺凌问题处理模式与流程的明确规定，学校欺凌治理实际上处于“随机应变”的状态。
教师在欺凌防治中角色失当。部分教师出于班级团结或工作绩效考虑，不及时上报校园 欺凌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为许多教师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行动哲学，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嬉戏打闹。教师防治角色的偏离与失当，会被学生理解为对欺凌者的“默许”。
民进中央建议，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校园欺凌处理办法，教育与惩戒并行。加强对欺凌的不同类型、发生区域、典型危害、监管重点、处理方式、处置流程、权力边界、心理辅导、治理目标与政策标准等的多学科研究，提供处理不同欺凌事件的标准模式。制定欺凌治理的相关法规，或在相关的法律中增加欺凌治理条款，为依法治校提供依据。推进工读学校制度改革，将接受工读教育由自愿改为强制与自愿相结合。
明晰学校和教师的反欺凌责任，给予学校适当惩戒权。应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对任何校园欺凌事件必须予以解决而不能搁置或推脱。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和最低伤害原则为指导，建立校园欺凌治理的激励与问责机制，激发教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主动性。要求教师将欺凌事件细节及处理措施和处罚结果记录在案，同时将欺凌事件调查与处理情况向上级报告。
此外，还不应以欺凌是否发生或数量多少为依据评价校园欺凌防治工作，而应以学校、教师能否不加隐瞒、切实调查、有效应对、根据实际制定目标并扎实防治的情况及达成的效果为评价标准。在一些文件中，规定对欺凌问题突出的单位和责任人实施“一票否决制”，这将使相关方“忽视”或“掩盖”欺凌，应删除此类条款。
发生霸凌行为家庭怎么办？
胡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国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文化课的传授，可对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包括人际关系怎么交往等基础性的内容重视度是不够的。现在有的国家提出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比如人际交往能力，对同伴的尊重，对事物的创新能力等等，这些也要慢慢进入到我们的教育中去。
过分强调文化知识，却把教育应该坚持的内容排除到了教育之外，这是不可取的，这样的教育是窄化的，我们需要把窄化的教育加以泛化。因为这些方面的缺位容易造成学生人格发展的缺陷。
胡卫又将目光转移到被欺凌的孩子，他认为，有的孩子受了伤害不愿意说选择隐瞒，这就是心理健康问题，要慢慢培养，让孩子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里面家长的教育也可能存在问题，家长在家里过于强势，孩子看到父母就怕，受到伤害也不敢说，这种问题其实很多。
“关于欺凌问题的处理，我们国家目前还是以教育为主，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去进一步解决，现在也有人呼吁能不能把未成年人的入刑年龄降低。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有人就认为这种事情通过私了，家长出点钱就解决了，却不知道这是人身伤害。国外对校园欺凌的刑罚蛮重的，比如按照美国法律，判无期徒刑都有可能。欺凌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我们也要针对不同的欺凌形式制定不同的处置方式。”胡卫说。
避免监护人缺失，
精准扶贫有利于完整家庭的建立
为了更好地促进儿童保护机制的建设，“女童保护2019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于3月2日在京召开。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参与了“女童保护”2019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的议题讨论，同时接受了与凤凰网公益频道的独家对话。
他表示，通过跟随政协到各地调研发现，农村地区尽管被曝光的性侵数量、立案数量很少，但熟人性侵、甚至家庭成员的性侵频发；城市家庭虽然重视子女教育，但有些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职责，没有跟孩子互动，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
建议通过完整家庭观念的建立，通过父母对儿童的关心，减少儿童被性侵的情况。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公益：您致力于教育领域的研究，连续为“女童保护”发声，倡导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目前来看这些建议还有哪些实施难点？
胡卫：我今年是连续第二次来到这里参加研讨会，“女童保护”每年通过公开信息做统计分析，做得很好。
当然，这些统计分析还是有它的局限，因为是建立在公开报道的基础上，法院这些方面信息提供得比较完善，报道当中相对于城市媒体来说，农村就比较薄弱。
长期以来，农村这方面的关注度也小，由于一些地方路远闭塞，信息的透明度也有受到影响。317个报道案件，实际情况远远不止，750个孩子受害，这个数字也远远不止。那么大的国家，十三亿的人口，如果只有那么点数字的话我们倒是庆幸的，说明中国女童被性侵的比例是很低很低的，我本人认为是远远不止。
不止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中国对女童保护问题连续呼吁，最近两年才受到比较高度的关注，义务教育阶段长期缺少这方面的教育，或者是缺少这方面有意识、有针对性的专门教育。
而且中国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监护人制度是不完善的，同样到国外，一个小孩子未满十八岁，如果单枪匹马单身在一个地方生活，没有明确的有监护人资格的监护人照护，那就不允许这个孩子在这里独立生活，但我们没有监护人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
最近两年我随着全国政协调研去了十多个省市，特别是到贫困地区、老少边穷，包括精准扶贫的农村地区，一个三口之家，父母都是天各一方，在不同的地方打工，把孩子留下来请一个老人照料，这个老人到底有没有文化，是否具备监护人的责任，都不知道，只是起到一个对生活上照看的责任，实际上从监护人的角度是不合格的。
最重要的监护人就是父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劳动力东迁，造成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家庭不完善、家庭的破碎，所以就造成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女童缺乏完善的监护人。
反过来说，城市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要看城市当中有监护人有父母，但很多父母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业，很多时候把孩子送到不同地方去补课、去家教，我们叫做邻里效应，看到邻家孩子补了语文、数学、英语、美术，所以也要补课，但父母很多时候只是起到出租车司机的作用，把孩子从东面送到西面，从东城送到西城，并没有和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并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也不知道孩子缺乏什么，有监护人，但没有起到监护人的职责。
最近很多曝光的案例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很多女童被性侵以后实际上羞于表达，一方面是不懂，另一方面是难为情，可能也是在父母高压的管理下根本就不敢跟父母讲。
最近幼儿园又有发生这类问题，十多个孩子都受到性侵，只有一个父母通过和孩子交流发现孩子的异常，包括孩子坐下来的时候身体有异样，然后进行交流沟通发现这样的问题，还有大量没有被发现的。监护人制度的缺失，或者有监护人而没有尽到监护人职责的情况造成了中国大量孩子被性侵。
凤凰网公益：针对这种监护人缺失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胡卫：监护人缺失是经济发展造成的孩子和父母离散，现在我们当然要发展经济，精准扶贫也有一个好处，扶贫以后把那些薄弱贫困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或者有些地方不适合人群居住，父母到了一些发达地区生存，我们从贫困地区迁出的家庭不少。
随着经济发达以后有一条十分重要，就是必须要呼吁回流，父母应该尽可能回到本地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哪怕出去流动，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随迁子女”，就是孩子应该随着父母迁移。
要想做到随迁首先就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跟上，要让父母能够在当地打工，能够有责任和义务去赡养和教育子女。国家的三大攻坚战，扶贫就是很重要的，有利于完整家庭的建立。
当然我们要通过法律，监护人制度在发达国家都是通过法律规定，比如十八岁以下出去留学，无论到什么发达国家，没有监护人都不允许出去，填写出境证明首先要有这个前提条件。
法律规范是保障家庭完整以及对青少年保护最基本的法制基石，我认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凤凰网公益：除了家庭教员，校园教育对防性侵也是非常重要的，超过九成家长支持公益组织进校园进行防性侵教育，您觉得学校应该和公益组织如何联动普及这种教育？
胡卫：我认为公益组织还是辅助性的，学校不能光靠公益组织，首先是要建立女童保护的教育体系。
什么叫做教育体系？就是要把青少年女童的保护进学校进课堂进课本。
去年我也说过，国外这种认识自我生理是非常具体的，不像我们很多都是空的，怎么认识身体？哪些是敏感部位？哪些是可以触碰的？哪些是不能触碰的？和异性怎么交往？和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哪些部位是需要保护的？这些都应当是非常清晰的，也应当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光是对女童，实际上也有性侵男童的，就是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
怎么进行教育？
中国传统上羞于讲那种隐私的东西，羞于讲身体的敏感部位，甚至有时候老师讲生理课，把那些敏感部位、生殖器都遮盖掉。
以前我在学校也是这样，讲到这些老师开始神色就奇奇怪怪的，学生也是奇奇怪怪的，想看又不敢看，这些都不是正常营造儿童保护的教育环境。
我认为这种教育首先就是要从国家层面予以重视，国家层面就是要对我们的课程教材增加儿童保护，从生理课到心理课到行为养成课到社会学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然后我们要有师资队伍建设，很多学校都是有了课不会讲，老师本身就在性侵小孩，这样的课怎么讲？所以要有专业队伍、专业教师，或者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教师自己本身就要行为师范、立德树人，农村根本就没有教师，本来就是一个代课老师教授那么多学生，怎么来落实？
任务非常艰巨，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师资队伍。
然后才是我们的志愿者，农村地区就没办法了，所以就要拾遗补缺，发挥志愿者的作用，让这些志愿者到那些缺乏教育资源、缺乏师资队伍、缺乏这方面认识的地区，包括基层治理和社区，老百姓关心的烦心事、操心事都是小事，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哪怕到社区宣传提高认识，形成共识和教育两个轮子同步起步，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本文根据网络资料综合整理。）
（第一教育）